六十年代出生的舞蹈创作群体
在一种孤立和经常单腿独立的状态下，舞蹈从来就是清高而又大同地发展着，没有代的区分，混沌的帮派，个体作坊的独爽，学院权威的批发，游击队式炒更和大晚会的排场互不干涉，学术思想的分流和编导实践的克隆都是被一笑了之，从来没有特定新生代的标签，建国前后的编导也
在尝试新的言语结构方式，新老之间希望达成风格上的协调，造成这一代舞蹈编导在时间上的概念是某种延时的错乱，由于舞蹈观念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才有巨大的变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主流舞蹈的创造者，也是延时的。
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舞蹈编导如张继钢、苏时进、孙龙奎、陈维亚等人的作品在80年代中已经有所成就，观念转变和技法风格的成熟也是在80年代末，形成了所谓今日舞蹈主流的风格特征，而同时期的王玫、高成明则是在80年代末才开始创作和崭露，同时期内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延时，甚至60年代出生的舞蹈编导创作高峰与50年代末的高峰，几乎在同一时间。
从“言语”作品——专注于舞蹈言语方式，到“整合”作品——转型向大歌舞，当代中国主流编导产生了作品基本的创作形态和动机的变化。所以60年代出生的分类如果确定在80－90年代的主体创作上的话，泛化已是无法避免并且产生错拍的。而80年代初期的混乱与复兴，一部分是由于学院编导受西方现代舞技法观念的冲击，肢体言语的“自我”爆发，而不在于传承图式和自娱的手段，另一部分则是当时军队舞蹈和地方舞蹈编导表达的复兴。在军营舞蹈编导长时间地占据创作主流之后，学院派的咬文嚼字和对舞蹈技术、风格、本体概念的兴趣盎然，成为了另一个权威。
而60年代对于他们从来不是什么印记，在这个类群当中，从看见西方到重识传统，由激进批判的思想别处生存，到冷静漠然的商业现实口味，其中舞蹈动作与身体依附关系和声出的意义，则是始终无法摆脱的情结。人们把最大的焦点放在了对于身体的重新认识上。而且这一代的起点和创作理念是从摸爬滚打的实践当中得来，积累了编舞导演基本素质，从一名舞者身份出发，历经了舞台的综合实践，包括灯光、舞美的实践，他们是从社会经验回到学院理论的一代，是而不是纯粹从动作到动作的一代。所以在整合作品和表达上，60年代出生的编舞有更多的自主调节的能力，同时对于审查制度和政治态度上也有相当大的宽容度。
肉体的叛逆，是这一代自觉或是不自觉的身体选择。身体的约束和标签被来自内心的吼叫所震破，被来自自由新鲜的观念所吸引，舞蹈的身体以近乎纯真的身份，突然地遭遇了思想的双人舞。生活的舞蹈向生命的舞蹈进发，其实是从模拟生活的方式，回复到更细腻、复杂、单纯、痛苦的庸常生活。人性、历史、责任、社会、反省、民族等等的名词象一个个必须做出的动作，背负到了他们的身上。每个个体生命的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舞蹈作品，个体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生命的基本形态被前所未有的提升，本能、冲动、痉挛、坦白慢慢覆盖了功能、抑制、僵硬、隐藏。
身体这个我们最熟知的皮囊，在开放的空气中被我们前所未有地重视和忽视。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夹生，在性、金钱的桑拿之中分解，身体的表达超出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同时超出了舞蹈承载者的意义，社会观念的影响，使舞者和舞蹈作品具有了自我思辨的意味，这种意味是整个社会对于身体，对于肉体的认识和对于身体存在的转变观察，是飘浮的，是游移的，是破碎的，或是功利的，学术的……
从80年代初，50年代末的舞蹈编导还完全处于本能的创作觉醒，被抑制的和冰封的念头在政治的身体中康复。但他们突然发现，正是这样激情四射说出的话，竟然还是过去的句式，但是本来要高扬的语调已经变了，有点喑哑。舞蹈编导们开始体验到了人性在运动中的变化，在死亡和谬境中的力量，新生和希望的破茧之痛。在80年代早期，蒋华轩的《爱情之歌》《希望》和苏时进的《再见吧，妈妈》《一条大河》，把外在的激情已经渐渐为肉体历练内敛为心灵的歌声。88年张明伟的一场《大地震》似乎成了80年代一个尴尬的结尾。而其后，张继刚的前瞻和机智就在别人还在“伤痕”的时候，他已经赶上了“寻根”的尾巴。他的《黄河儿女情》《献给俺爹娘》《黄河一方土》等作品，则带着故土的热度温暖，填充了不太丰盈的物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