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诌议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新音乐学”发展综论
摘要：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新音乐学”发展，后现代理论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终于攻破音乐学这个战场，为“新音乐学”的成长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革命，音乐学领域涌现出大批的新观点、新思路，使“新音乐”本身的特质、划定范围及内涵得到还原和扩充。“新音乐学”关注的不仅仅是西方艺术音乐，更兼顾了非西方音乐，它巧妙地借鉴了音乐文化的研究方法，创造了各种音乐历史的研究新模式;还还原了音乐文化内涵，对音乐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积极探寻。研究“新音乐学”可以为中国音乐学发展带去新的启发。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英美;演变历程;“新音乐学”
一、前言
20世纪80年代，新音乐学作品《挑战音乐学》出版，为新音乐学的成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说，新音乐学的成长是对传统音乐学发展的反思与不满发出的呐喊。很多学者在“新音乐学”的定义上持着不同的观点，但普遍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新”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旧音乐学”的存在。在这种新旧观念的冲击下，音乐范畴又回归了二分法层面[1]。因此，有学者主张将新音乐称为当代的音乐氢。同时，也有的学者因为“新音乐学”运用强调了批评理论，并将其笼统地归纳为“批评音乐学”范畴。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新音乐学”学科的发展整体破除了这种“二元性”和“中心化”。
二、“新音乐学”演变历程
20 世纪上半叶，音乐领域的探索性思路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与反映，解放不协和音，表明了西方音乐通过否定对立面及其否定方式，使得紧张― 松弛― 紧张的乐音运动模式宣告终结。最终，抽象音乐作为一个比较中级的结果逐渐将此种二元冲突所替代，它最大限度地消除时空局限，消除关联，极力去躲避现实生活。然而，我们不应该将丧失“可听性”和突破观念形成二元对立，否则，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堕入现代性深渊。从本质上说，音乐的观念变化和可听性不是一对真正意义上的矛盾，更准确地说它们只是用不同的视觉去审视西方音乐而已。
因此，我认为二元冲突只是促使20世纪80年代英美音乐的成长与发展，为发展提供了原动力。同时，根据对音乐学发挥规律的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去中心化” 也是未来西方音乐的发展趋势，因为无论是西方音乐创作还是音乐表演，它们都对人、声音、背景层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处理。由此可推，西方音乐在消减二元对立之后，将不可避免逐渐走上“去中心化”的道路[2]。
三、音乐表演研究
1985年，克尔曼《沉思音乐》出版，这个时段正是欧美音乐界早期的“音乐复兴”运动发展的巅峰时期。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克尔曼在本书中围绕这场“历史性演奏运动”大力泼墨，引发人们对音乐复兴运动更为深入、系统的思考。音乐表演有了历史研究作指导，学者一般将其称为“历史性音乐表演”，在这场深刻的运动中，“历史音乐学”于80年代末将它最后的余温贡献出来了。
“历史性音乐表演”对欧洲早期的音乐“本真性”进行了彻底的还原，力求将早期音乐本来的面貌真实地呈现给更多的人。因此，学界对古代乐谱发掘、早期音乐的表演方式、早期演奏乐器等项目开展了大量深入、系统、专门的研究，而正是这些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研究，使得演奏家们的音乐表演有了科学的向导和指南。然而，“新音乐学”文化研究兴起以来，学者们的文化审视角度开始专注在“音乐作为表演”的意义上。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便是克里斯托弗・斯莫尔，他提出的“musicking”理论为音乐表演带去了新的启发。1998年《“Musicking”――音乐表演与聆听的意义》一书出版，他在书中创造性地提出“musicking”这一新词，这个新词汇是一切“实践音乐”的归属，并且将“音乐表演”概念进行拓展，使得“音乐表演”存在于器乐、声乐表演及其它的一切实践形式之中。他表明，这种实践性的音乐活动存在于音乐表演任何的形式之中。无论是聆听、演奏、练习、甚至提供表演的材料，都通过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来[3]。这种实践延伸到音乐会的门票出售、谱架摆放和舞台乐器的布置等项目工作上，甚至还存在于演出后的场地清理活动，这一系列项目都是为了音乐表演。
四、结束语
通过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新音乐学”发展历程，可以为中国音乐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经验。我国可以有筛选性地将西方主流音乐学界先进思想及理论引进国内学界，加强学界对本国音乐学建设的反思与创造性思考，尤其能为“重写中国近代音乐史”等国内学界热议的话题带去新的启发和思路。国内学界普遍的认知为，音乐学跟其它很多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学科一样，只是一个“舶来品”。因此，客观、科学地看待西方音乐及音乐发展历程对本国音乐的发展意义重大，学界人士应该将眼光投向世界性学术领域，进行“新音乐学”中突出强调的“批判性思考”，这样才能为中国音乐学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宫宏宇.黎锦晖、留声机、殖民的现代性与音乐史研究的新视野――《黄色音乐：中国爵士乐时代中的媒体文化.
与殖民现代性》述评[J].音乐研究， 2003， (4)：85 -88.
[2]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4， (1)：3 -6.
[3]周文中.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A].王婷婷译.爱德华・格林(主编).中国与西方：一种音乐的诞生[C].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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