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理论视野下的翻译批评理论框架

对话理论视野下的翻译批评理论框架

　　[论文关键词]：批评；对话理论；对话
　　[论文摘要]：翻译批评的发展对推动翻译研究发展有重要作用，它经历了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的阐释模式，却无法摆脱独白的色彩。文章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基础，从翻译批评的本质、功能、原则、规范尝试构建翻译批评的理论框架，以期在认识论上为翻译批评带来启示。

　　
　　一、国内翻译批评现状
　　
　　翻译批评，作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与翻译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各种翻译理论的出现，都会为翻译批评带来新的理念和变化，如对等理论，读者反应，阐释学和解构主义均为翻译批评的发展拓宽了研究的视野。翻译批评随着翻译研究范式的演进而演变，亦出现了几种翻译批评研究模式。
　　作者中心论以忠实于作者的原意为标准，文本不过是独特个体的表现形式。文本中心论将“忠实于原作”作为首要责任。读者中心论将读者的反应被视为译作的标准。尽管他们更新了自身的研究视角，却切断了翻译活动过程的链条作者——文本——读者（译者），进行的是独白式的研究，满足不了翻译批评发展的进一步要求。前苏联家巴赫金•米哈伊尔的对话理论提倡参与者之间对话，因此文章以其为理论基础，以期促进翻译批评的进一步发展。
　　
　　二、对话理论概述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从1920年的《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最终构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文章将集中探讨对话理论的几个核心问题：
　　1. 对话与对话性
　　巴赫金称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为“纯对话”。文章讨论的是对话理论意义上的对话：“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1]
　　对话性指“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2]基于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分析，巴赫金得出结论：“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3]对话渗透到人们最深层的精神领域。
　　2. 对话生存的时空
　　对话生存的时空包括共时性和狂欢化。[4]
　　同时存在和相互作用即共时性。对话在共时性的作用下，在一句话中表现两种不同的声音——双声语，而且，各种声音、各种意识，在对话中同时出现，必然产生争论、交锋。狂欢化是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在狂欢化的时空里，每个参与者都积极参与和交流。
　　3. 对话关系：自我与他者
　　针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巴赫金认为，我之存在是一个“我之自我”，我以外，皆为他者“于我之他”。自我意识的加强只有建立在与他者意识的对话关系上才能成为可能。没有他者，自我就不能生存和掌控自己。只有建立在互相反映，互相接受，互相认可的基础上，自我才能获得本身的完整性。
　　
　　三、对话理论关照下翻译批评理论的框架
　　
　　文章作者采用对话理论进一步对翻译批评理论的内部框架尝试进行重新透视与构建，包括本质，功能，原则和规范，以期获得一些对翻译批评理论框架的新认识。
　　1. 翻译批评的本质
　　1.1 翻译的本质
　　鉴于翻译批评是在翻译活动之后进行，作者将从对话理论角度审视翻译活动的本质。
　　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与读者相遇，在其能动参与下，作品就被不断地诠释并经历着多重考验。作为原文本的第一读者，译者发挥他的主动性创造性地完成译作。在这其中，他不止是与原文本或者原作者相遇，还与心中假想的读者相遇。译者与目的语读者对话不可避免。译本在进入目的语的过程中，经受各种质疑与考验，使得译作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不断循环。
　　由以上可看出，翻译是一场主体间对话的综合体，它不是单纯发生在原文本产生的空间或目的语文化的空间，而是译者在发挥主动性的同时，游走在原作（作者）和读者之间，来回调解，平衡，以期奏出和谐的乐章。
　　1.2 翻译批评的本质
　　基于对翻译过程中对话层次的认识，翻译批评对翻译中包含的对话也应投以关注。
　　吕俊指出，译者在文本翻译时，并不知道他的译文现实性读者会是哪些人，也不会准确预测，而另一方面译文读者在阅读时，作为第二作者的译者又是不在场的，隐匿的。读者也不知道或不完全确定译者话语与他所理解的之间由多大差别，更不知与原文作者（第一作者）的原文话语由怎样的区别。这就造成了双重的缺席性话语。批评的介入就会把原文作者，原文文本，译者与译文文本以及译文读者串联起来。它对于译文读者来说就充当了一种现实性的联系纽带，并激活了这种隐含的对话关系，它是参与对话的一种对话。[5]
　　基于对话理论的思想，批评不再只具有对译作本身的纠错功能而是对这场对话的言说。批评者揭示这场对话的过程及背后隐含的因素，并欢迎各类声音与其对话和争论。他使用话语权开拓话语的空间，并参与构建文本的意义。
　　2. 翻译批评的功能
　　翻译批评以对话的方式实现其功能。一方面，译者通过译作言说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在批评者的队伍中大众读者没有权力言说，偶尔扮演批评者的译者处于言说和被抨击的尴尬，于是只剩下了比例很小的专家的声音。为了构成可对话的双方，批评家的声音不可或缺。译者与批评家之间的交流促使翻译批评能更好地与规范翻译活动，提高译作质量。
　　批评家对译作的回馈，同时可为目的语读者构建文本的意义作参考。目的语读者可选择批评家的批评话语获得对译作新的认识与理解。目的语读者与批评家的对话促进了对译作的理解也提高了译作在目的语中的影响力。
　　在进行翻译批评时，批评家们可以借助他们的批评话语为沉默的他者声辩，使主流与边缘文化，强势与弱势之间交流渠道畅通，增强交流与对话，以保证互不相融的意识能成为一个实体。
　　3. 翻译批评的原则
　　如上所说，以往的翻译批评都带有独白的色彩。巴赫金指出，“单一的声音什么也解决不了。两种声音是生活的最低条件，也是生存的最低要求。”[6]对话是生活的基本条件。翻译批评也以倾听他者的声音为准则。
　　从对话理论的角度来看，多重的声音促进文化及文化批评更多元化。后殖义为东方人的话语拓展空间；女性主义批评为女性话语而努力；新批评为工人阶级的话语而争辩。全球化的进程要求我们关注倾听他者，讲求多样性，同时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寻求和谐。
　　对话的复杂性又要求参与对话的各个元素保持独立的立场。只有当每种意识或声音扎根于共时性和狂欢化的时空，他者才能被引入交流，批评的多样性也才能得到发展。
　　批评者同时要尊重他者，培养他者意识。翻译批评中的参与者包括批评者需确保对他者的意识形态认可。
　　4. 翻译批评的规范
　　翻译批评的规范准如同翻译的标准，被认为是翻译批评的尺度或基础。
　　文章对翻译批评规范的诠释不是力求寻找译作的终极衡量标准，而是力图为翻译批评提供发展方向，对翻译批评规范进行描述。在各种文化参与的众声喧哗的和声中，译者不必丧失自己的话语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原作，原作者，读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有自己的处理策略，也会作出必要的牺牲，但同时也应警觉文化的缺失甚至崩溃。
　　从对话理论角度阐释翻译批评的规范，能使译作能承载更多的对话主体，译者和批评家们能倾听更多的声音，百家争鸣，实现文化的共融。在每一次情境的参与之下，对于译作，形成新的言说与应答，而这也使得译作能生生不息。
　　
　　四、结语
　　
　　单维的翻译批评模式，原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和读者中心逃脱不了发展的窘境，文章作者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期待为翻译批评理论发展开拓新的视野。翻译被视为主体间对话的综合体。因此，翻译批评即对翻译中对话的评说。本着倾听他者声音的原则，翻译批评通过对话实践提升译作价值，建立话语空间的目的。翻译批评应揭露和解释对话过程中的现象，以激起与读者的对话。作者从对话理论角度建构翻译批评的理论框架，以期人们更多关注翻译批评事业的发展，也是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作出努力。
　　
　　参考文献
　　[1][4] 董小英. 《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 北京: 三联书店，1994.
　　[2][3] 巴赫金•米哈伊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玲等译。石家庄：河北出版社，1998.
　　[5] 吕俊, 侯向群. 《英汉翻译教程》,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6] Bakhtin, Mikhail (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ed. & trans. Caryl Emer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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