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即译意。词义引申是译法研究有机的组成部分，是所有参与翻译实践的人最基本的同时也是首先就要面对的任务，要去掉“翻译腔”必须借助这一技巧。文章拟就词义变通和g1申的理据、依据和“合度”等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并通过例句说明词义引申的具体操作方法，结论中则初步预测这些技巧的实际指导意义。
关键词：英汉翻译 词义引申 翻译技巧
正如译学泰斗尤金·奈达等宣称的那样，翻译即译意(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翻译表达过程中如未能首先完成词义处理的任务，尤其是词义的判断和选择、引申和变通，翻译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形式转换得再巧妙也无济于事。笔者认为这正是翻译过程中的“瓶颈”所在，只有在依据语境正确判断和选择词义的基础上，再对词义进行适度引申和变通，才有可能获得像样的译文。本文拟就词义引申和变通的理据、依据与“合度”等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并通过例句说明词义引申的具体操作方法，结论中则初步预测这些技巧的实际指导意义。
一、词义引申的理据
我们所从事的翻译活动经常是这样进行的：拿到一篇文稿，如果没有生词、难词，我们往往会从大脑现存的词汇库里面搜寻各个词项的意义，然后依据语境，选择其中最适合的那一个对译原文相应的词项，如果遇到了生词、难词，我们大多要查词典，从诸义项中进行巡查摸排。这一过程有时是艰难的，严复先生曾用“一名之立，句月踌躇”来描述这一绞尽脑汁，呕心沥血的过程。问题是，尽管如此，效果却不一定理想：我们自以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选择的忠于原文的词义，放在译文中读起来却怪腔怪调，拗口可笑，甚至文理不通，语焉不详。这种译文“常常存在着许多洋化和不合乎语言表达习惯的表达方式。”这是翻译独有的一种通病，不妨称之为“翻译症”(translation syndrome)。这种病症的症结在于译者抱着先入之见，意欲以不变应万变。翻译过程中遇到“旧词”，往往选择大脑词汇库里的已有义项，这些义项是学习外语过程中积淀在记忆中的，与学习的材料和体验息息相关，而这材料和体验就构成了具体的语境，是按图索骥，依样画瓢，在翻译中直接选用这些已有义项，还是适度调整、变通已有义项，往往可以决定译文的优劣。遇到新词，往往要查词典，选用其中所列意义，而词典所列的则是相对固定的主要意义(primary meaning)或称根义(root meaning)，规模大些的词典可能加列一些引申意义和例句。如果原文语境与词典用例一致，词义理解就容易了，有时译文也可像词典用例的译文那样如法炮制。然而，实际上文本中的语境是千变万化、灵活多样的，往往需要译者从根意出发，依据源语语境和译语表达习惯，变通引申出最佳词义，亦即“贴切具体上下文的词义”。
有人认为词义引申只发生在原文中，即原文作者在使用这些词汇时已经完成了赋值编码(encoding)的过程，如果说某些词汇具有引申意义，那么它们的引申意义首先是被原作者使用的，译者的任务不过是传达出这种引申意义，因此他们断言词义引申甚至不能视为一种翻译技巧，所谓词义引申的理据也不存在。我们承认在翻译开始之前，原文作者已经完成了赋值编码的过程，也至少确立了文本语境，为译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词义判断、选择的依据。然而翻译作为一个解码(deeoding)和(用译文语言)重新编码的过程，往往不会仅停留在词义的判断、选择上，而是要进入一个更加能动、更能体现源语信息的阶段，那就是在判断、选择的基础上对词义做适度引申和变通，这是将源语信息赋值于译语词汇，进而实现译文顺畅自然的重要途径。我国译论家对词义引申的理据论述丰富，但汉源在他编著的《翻译基础：理论与方法》中写道，“词语的意义要受具体语境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只有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才有可能确定其真正的细致的含义。词典里提供的种种解释往往缺乏应有的细节，那是一种概括的孤立的说明。”因此他断言，“翻译时为了符合实际的人物和情节，必须对词典里的措辞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动或引申，即依顺该词的基本意义，紧扣具体语篇的实在情况，选择较为合适的汉语词语予以表达。”丁树德也分析了引申的理据，他指出：“由于词汇中包含着英汉两个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仅仅依靠词典上的释义来选择词义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灵活的手法，从某一词的基本词义出发，根据上下文，引申词义，把该词所关联的深层意义表述出来。”范仲英从诊断“翻译症”病因人手，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并非由于译者文化水平低，写作能力差，而是由于翻译时受原语表达方式的影响和束缚，字斟句酌，或者对原文扣得太死，译文的用词、结构、比喻等采取字句对照，以此就彼的做法，力求与原文(形式)一致。这样的译文(往往)不符合译语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也就势必出现翻译症。翻译症的广泛存在也为词义变通和引申提供了充足的理据。运用这类技巧就是要尽量杜绝翻译腔；那么引申的依据又有哪些，合度引申的“度”应该在哪里呢?
二、词义引申的的依据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