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困境和反思教育论文
一张好的新闻图片在特定的条件下往往比文字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能够迅速地将人们带到新闻现场,甚至能触动人们的情感之弦,启迪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常言道“一图胜千言”.可是一张好的新闻图片往往可遇不可求,而公众对那些习以为常的图片关注度并不高。为追求新闻图片的冲击力,记者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一些突发事件或灾难事件的现场,寻求一些更具震撼力的表现瞬间,而有时候这种场合却容易让拍摄者陷入一个伦理道德困境。因为在那些危难的瞬间或危险的场合中,面对陷入险地的生命,你是去拍照呢还是去挽救?这一瞬间的决定虽然只是一次简单的心灵抉择,却承载着巨大的道德考量。
一、拍照还是救人,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争议。
2012年12月3日,美国纽约市一名韩裔男子被一名流浪黑人推下地铁站台,没能及时逃脱,被列车。为《纽约邮报》工作的摄影师阿巴西正好目睹这一幕,迅速在现场拍下照片,却没有及时施以援手。第二天《纽约邮报》在头版用了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列车驶近被撞男子的惊悚照片,同时配有文字说明:这个人被推下站台,快要死了。图片下方一条醒目的大标题《在劫难逃》。
照片刊发后,随即引来美国民众以及媒体人的责问和愤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问:“为什么摄影师的第一反应不是救人,而是拍照?”
美国着名电视主持人拉里·金说:“《纽约邮报》太过分了,人们评价这个新闻没什么价值,不是新闻,令人厌恶的'冷漠围观。”
非营利新闻学校泼因特研究所视觉新闻道德问题专家肯尼·厄比告诉美联社记者:在职业新闻摄影界,摄影师经常面对这类记录或救助的抉择,一张好的新闻照片可以让摄影师名利双收,也可以让他名声扫地。
肯尼·厄比和全国摄影记者协会道德委员会主席约翰·朗认为:不应该简单地对摄影师的道德品质下定论,因为在这类事件中,摄影师可能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施救,“我无法评判阿巴西,”约翰朗说,“我不知道他当时离被撞者多远,不知道他是否能做些什么。”不过两人认同作为摄影师,从道义层面而言,如果可能,有义务施救而不是拍照,“我认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记者。”肯尼·厄比说。
就拍照与救人的关系而言,在突发事件或灾难现场面对一个需要救助的被摄对象,是去救人还是只顾拍照,这是新闻摄影界一个持久的热门话题,这实际上涉及对新闻职业伦理和社会道德伦理的思考。
西方新闻界有观点认为:记者应该是所报道事件的中立的旁观者,而不应该卷入他们所报道的新闻事件中去,他应遵循新闻职业伦理中的客观报道原则,中立的履行自己向公众传播新闻的职责,而不是轻易地制止或改变某个新闻事实。就摄影记者而言,在新闻发生现场捕捉第一手的图像,对摄影记者来说机不可失,由于新闻摄影中新闻场景的瞬间不可重复性,使摄影记者的拍摄行为更多出于一种直觉和职业本能,再加之图片在编辑时仍有机会来决定是否发表和以什么样的形式发表,许多工作在第一线的新闻摄影从业人员都认为:新闻现场应先按自己的直觉拍下任何有价值的影像,在发表时再去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部主任着名新闻摄影教育家罗伯特·基尔卡在纽约希拉丘斯大学讲授图片编辑课时,也指导学生:“先拍下,再考虑;没拍下,也无从考虑。”
然而公众对此难以接受,有时甚至义愤填膺,因为公众认为记者应先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而不是仅用冷冰冰的镜头对着他们,否则岂不成为一部泯灭人性的摄影机器,哪里还有做人的起码道德。
二、如何解决新闻摄影中的伦理道德困境。
关于拍照还是救人,其实在有良知的记者内心深处也充满困惑和挣扎,凯文·卡特之死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1993年,南非裔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拍下的《饥饿的苏丹》获得1994年普利策特写性新闻摄影奖。这幅照片震撼人心,在照片中,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女童在前往救济中心的路上因极度饥饿而跪倒在路上,而在女童后方不远处,一只硕大的秃鹫正贪婪地盯着地上奄奄一息的这个瘦小生命。据说在拍照现场,摄影记者卡特在那儿等了20分钟,希望那只秃鹫能展开翅膀。拍完照片后,卡特赶走了秃鹫,注视着小女孩蹒跚而行,然后他坐在树下,点起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并不停地嘟囔着想要拥抱自己的女儿。这幅照片在为记者带来巨大荣誉的同时,也引发巨大争议,有评论家称他见死不救,是现场的另一只秃鹫。三个月后,这位摄影记者自杀身亡,他在遗言中写道:“首先,我必须说我表示道歉,我到超越人生痛苦和欢乐、只有宁静的地方去了……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有人把卡特之死和这张照片的拍摄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他的死是源于内疚和舆论的压力。这引发了一些质疑,从其遗书中还可看出他的自杀还和贫困、好友之死及对现实的绝望等因素有关,但不可否认,卡特之死和这张照片的拍摄还是有必然联系的。其实,在他拍下那残忍的一幕时,内心是有着极其激烈斗争的,职业素养使他知道,那是一个绝好的镜头,肯定会震惊世界,但人性的良知告诉他应该先去帮助那个孱弱的生命,一念之间的选择最终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是也存在一些和这张照片场景类似却并没有受到道德质疑的作品,比如获得1973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战火中的女孩》,同年又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在照片中,一个赤身裸体刚被美国凝固汽油弹喷烧的越南儿童沿着公路跑向照相机镜头,她张开双臂,痛得放声尖叫,而旁边是一群迈着悠闲步子的美国大兵,仿佛那些孩子们的哭喊根本传不进他们的耳朵。这张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一经出刊便引起轰动。不久越战宣告结束,人们说,是这幅照片促使越战提前半年结束。同样是表现人类苦难的作品,摄影师黄功吾是比较幸运的,他在享有巨大荣誉的同时,并未受到道德的质疑。据他后来接受采访回忆:“面对迎面跑向我的小女孩,我迅速按下快门,然后放下相机,用水浇灭女孩身上的火,发现女孩身体严重烧伤后,抱起女孩送入美联社的吉普车,迅速赶往西贡医院,并敦促负责的主治
医生把女孩送上手术台后,才回到美联社把拍摄的胶卷送到上司手中……”
可以说他在瞬间按下快门,完成了记者的天职,然后又迅速实施了对一个生命的救助,可谓两全其美。
这两张拍摄场景相类似的照片为什么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评价?我们据此的评价标准是什么?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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