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体对文化传播的演进与重构

数字媒体对文化传播的演进与重构

　　摘要　数字垛体孕育了各种新的文化景观的形成，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手段。传播就具有表迭上的“随意”、“戏仿”、“谐谑”和“拼贴”的游戏化特点，人们常常被越来越多地‘拉’出现实世界，手机传播使文化活动和日常活动变得更方便、灵活，快捷、多变、不稳定和随心所欲。
　　关键词　数字媒体　文化传播　信息方式
　　
　　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是信息共享的开放性文化。由此也带来了多样化的文化性和愉悦感，促进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审美思维的变革。从总的文化特点上看，数字媒体展现和传播的是一种虚拟的、戏仿的、视觉的和机械复制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其文化传播方式是在信息传达的基础之上，呈现以个人诉求和人机融合来言说与表征的文化，呈现出从拟彷现实到直接摆弄现实的后景观。
　　
　　一、数字媒体构筑文化传播后现代景观
　　
　　数字媒体、大众文化、后现代景观，这三个名词常常被纠合在一起。数字媒体主客体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大众文化按照市场批量生产，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对传统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抵制”与“规避”及“消解”，使得数字媒体在以视觉图象为形式特征时，又成为大众们“狂欢”的广场和审美日常化的平台。同时数字媒体还孕育着各种新的文化形式的形成，文化艺术表现方式也变得更生动和更具有参与性，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方式。波斯特指出：“媒介也在促成一种同样深刻的文化身份的转型。”“要想获得广泛的感召力，因特网必须做到不仅仅有效、有用和有娱乐性，它还必须以一种令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呈示自己。”“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
　　数字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采用数字技术的传统大众媒体，如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报纸等；一类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网络媒体，如IPTV、网络杂志、E-MAIL、博客、播客等，一类是基于移动通信网络的手机媒体、移动车载电视等。目前，以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为主体的数字媒体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人同时参与的传播基本实现。在这其中，网络文学是最能说明数字媒体的文化传播性的。文学创作是人类最早的抒发情感的工具，也是人类最早的信息传播活动。早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文学就产生了，原始歌谣和原始神话表现了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感，而原始人类的“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表现又显示了文学(歌词)的传播动能。随着社会的和新的传播工具的产生，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也会发生显著变化。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早期刻在各种兽皮和石头等物上面或者口口相传的文学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变成“书面”的作品，印刷术的产生使文学创作由竹简到纸张，由个人手抄到机械复制，使之成为现在的大众阅读和传播工具，文学的作用与功能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表现形式来“颠覆”旧的表现形式。互联网络的产生，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导致了“触网而生”的网络文学的出现，网络文学几乎“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的“非语境化”的文化景观。
　　网络传播的大众文化性质决定了它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趣味的日常化。网络传播所具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平等性、开放性的特点，不管是从的“灌水”还是到利用传统文学形式的“一唱三叹”，或者是网络聊天室的“神侃”，网络短信“博得一笑”的“言子”，想说就说的“博客”等，都改变了文化的传统特质，形成了一种互动的非线性的文化表达方式。在数字媒体中，通过互联网或手机，信息在人类社会中实现了完全的共享，所有个体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按照麦克卢议所说，数字媒体的“主体”在不断“位移”，其中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种传受关系主体性的偏离与游移使得数字媒体改变着传媒的生态环境，并使得传媒市场的传播格局被重新划分。美国传播学家梅罗维茨就认为，数字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走向出现了多极化，促成了传播的“情境型式”的变化。一方面，数字媒体的广泛运用促成一系列旧有的情境传播界限被打破，致使一些旧有的不同情境合并，进而形成新的传播情境；另一片面，数字媒体使不同情境之间的一些旧有的连接消失，导致新的情境与连接产生。梅罗维茨所说的“情境型式”，显然指的就是传受关系的多极化与文化关系的破坏与再生。比如，博客与播客，就是数字媒体情境下产生的新的文化传播空间，在这样的“情境型式”的文化传播格式中，开放性、个体性、非线性和交互性使信息传播平台得到自由和自主运用，“一对众”、“众对一”或者“众对众”的传播方式使传受关系不断产生偏离与游移，文化关系成为多方面的不确定的关系。
　　数字媒体文化传播后现代景观的另一特点是娱乐狂欢。在网络上，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网络新闻或者“BBS”等，正是在于用表达上的“随意”、“戏仿”、“谐谑”和“拼贴”来颠覆了传统文化表达的套路。那些充斥网络、手机上的“搞笑”的语言，汉语和夹杂，打乱时空界线，语言组合上的“发贴、跟贴”和“BBS”的“灌水”的味道，语义出人意料地错位和戏谑，把各种戏谑和搞笑元素进行“后现代”式的拼贴，虽然“不合时宜”，但在怪异荒诞中又反讽了当代这个不讲诚信、商品至上的现代社会现象。这样的“网络语言”，显然不符合传统文化“再现”或者“表现”的要求，却恰恰符合巴赫金所指出的人们文化上的“狂欢化”特点，“愉快、欢腾，同时带有嘲讽的讥笑，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复兴。”其主要之处就在于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一切传统的规范和准则，甚至用戏谑和嘲弄来颠覆主流文化而获得另一种更欢乐更轻盈的广场狂欢式的文化方式。
　　
　　二“人机共同体”演出的“蒙面舞会”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在网络世界中，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关系，这种文化关系呈现出非间接性、广泛性等特点。参与者一方面不需要要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却能够与全世界范围内处于网络上的人群进行随意交流，大大地拓展了参与者的文化交往平台，这样宽广的文化交往平台在现实世界中是参与者无法企及的。网络世界中交往人群特有的身份虚拟性使得网络的交往行为有时甚至比现实的文化交往还来得更为亲密和丰富。现实的文化交往行为常常表现为利益的冲突和交换，而虚拟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多是建立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的，区别于现实世界中文化交往的局限性和强迫性。在这种虚拟的交往空间里，人们常常会被越来越多地‘拉’出现实世界。以网络传播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文化传播景观，作为一种“人机共同体”式的电子界面的传播，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符号，而实际上是一种图形符号，本身也无法令“读者”深 入其中，界面的光与色的变化、闪烁，各种图形和动画穿插其中，都只能让“读者”眼花缭乱地“观看”而很难深文隐蔚地“品味”，或者“玩技术”的兴趣超过了“玩文字”的兴趣。比如，媒体所带来的网络传播所特有的超文本性，就使网络文化具有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甚至可以按自己的阅读兴趣和喜好，“人机共同体”演出的“蒙面舞会”是其一大特点。比如，网络文化传播中“卡拉OK”式地多声部游戏和喧哗。超文小式的“链接小说”和“RSS聚合新闻”之类的信息与文化传播手段，颠覆了传统文化关系及阅读确定性，强调了受众对文化_止向和文化关系随心所欲的“分割”、“跳跃”、“粘贴”、“改写”和“逆转”。“以文字处理为例，改变数字化书写易如反掌，屏幕符号与白纸黑字相比具有非物质性，这使文本从固定性的语域转移到了无定性的语域。而且，数字化文本易于导致文本的多重作者性。文件可以有多种方式在人们之间交换，每个人都在文本上操作，其结果便是无论在屏幕上还是打印到纸上，每个人都在文奉的空间构型中隐藏了签名的一切痕迹。再者，超文本程序鼓励读者把文本视为他或她可以在其中创立自己的链接的符号域或符号网，这些链接可能会变成文本的一部分，而其他读者也可以尾追或随意更改。这些程序使人们能在全文或一组文本中查找单词或短语，并添加进文本或保存。结果产生一个新文本，把作者原来不想放在一起的词语放在一起。读者以自己的词语层序代替了作者的词语层序。”
　　非常明显，数字媒体在文化演进中，打破了传统线性文本理性的、有秩序的重‘阅读’、‘思考’，追求阅读意境和审美欣赏，超文本是娱乐的、游戏的、重技术“操作”的“狂欢”，是平面化的拒绝深度的文本。所以，网络文化提供给人们的或者人们参与的是充满时尚的娱乐文化而不是严肃文化，是玩耍而不是思考，它真的就是一个“人机共同体”的“蒙面舞会”，人们尽情地游戏和喧哗，不问身份不问来历，且捉弄那些严肃而传统的影子，拆毁传统文化关系和等级制度的高墙。他们让现实文化与虚拟文化兼容，形成新的以自我“随心所欲”安排为中心的虚拟世界而进行游戏，也是自我快乐的“乌托邦”。同时，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以集权的方式对人产生的文化与心理上压力和控制十分严重，这种压力和控制也在虚拟世界的游戏中被颠覆和解构，演化为多重的无意义的无深度的只满足个人消费欲望的文化倾向。
　　当然，网络文化传播也充斥着大量低俗的东西。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网络文化中一些东西，“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拆解、拼贴、戏说或者改写，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深度，张扬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快感，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2006年8月，《光明日报》曾就网络文化问题，以网上“恶搞”“红色经典”为典型，在网上召开“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淡会”。座淡会的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恶搞”“红色经典”至少有四种危害：其一是“列理想信念的颠覆”；其二是“对诚实守信的颠覆”；其三是“对良知善心的颠覆”；其四是“对劳动创造的颠覆”。“‘恶搞’我们的红色经典，会伤害国人的感情，如果伤害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也同样受到了伤害”。“我们的民族语言，我们的文明不容胡编”。“‘恶搞’有一种很不好的后果，给优秀的传统文化埋上‘地雷’了，这些东西很可能要使我们付出代价。很多青少年不知道来龙去脉，被这种手段影响了，就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误区”。2006年9月，中央电视台在其重点栏目《焦点访淡》中，播出了《“恶搞”面面观》节目，节目中指出：“如果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只是一种游戏和对某些现实的不满进行发泄的话，恶搞英雄则是在拆除正义之墙。红色经典记录的是一段历史，是人们记忆中的一个情结，是对一个年代和一种理念的纯真的向往与回忆，是不容亵渎的。”
　　
　　三、“新新人类”的个人文化之旅
　　
　　“新新人类”是人们对于网民和热衷于手机传播的青年人的称呼，这一称呼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现了数字媒体文化传播具有新的不同于传统的个人化、自由化、随意化特点。数字媒体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播和传承方式，往往以传统文化的挑战者的身份出现，消解权威和中心，形成了新的文化的强烈张力和价值标准的矛盾，表现了“新新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变迁。
　　在数字媒体文化传播中，手机短信和手机电视可以说很充分地表现出了“新新人类”的文化追求。手机文化体现了通讯工具的时尚、快速传播、即时响应、差异化等特点，GPS在手机上的应用则把这一文化的触角伸向了高科技。GPS的导航功能向来以定位精确；范围广泛著称，拥有它仿佛拥有了一颗自己的卫星，对于张扬个性的现代人来说，是文化精神的最好的个性化体现。又如手机短信。如果说在2003年以前，手机短信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单纯地传递信息，那么，自2003年以来，手机短信的文化传播功能则大大地发展，变大众化娱乐为小众化娱乐。有调查显示，人们在使用手机时，“平常人际交流是不会成为主流的幽默笑话的比例就高达51.2％，这充分体现了手机媒体的个人文化传播功能与娱乐文化特点”。“短信文化的实质在于娱乐，是透着骨子的娱乐。幽默短信正是这种娱乐精神的体现。虽然并没有多少实质的信息传播，但很多‘短信一族’却依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幽默短信。幽默短信是短信文本中最受欢迎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娱乐、娱乐、还是娱乐。幽默短信给发信者带来的快乐是双重的，看到有趣的整人短信会会心一笑，而当发送出去，想象着收到短信者大吃一惊的样子，又是一种得意的开心。”显然，手机中的娱乐短信并不是“新新人类”对传统文化的体现，而是他们充满了的创新精神也带有“去中心化”色彩的个人文化之旅。
　　传统媒体的文化传播一般都是“群体性文化”，带有“广场狂欢”的特点，缺乏私密性和即时性。即使私密性较强的如电视节目的观看，他(她)的兴趣爱好左右着其他人的娱乐活动。手机电视的出现改着变这一文化现状，可以说带来了文化传播的个人化革命。美国手机开发商戴维·波斯特在概括当今最流行的媒体和预言今后最流行的媒体时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最流行：电视和手机。我们看重的是手机电视的未来。”有人还预言：手机电视将成为世界公民的全民“娱乐运动”。在发达国家，手机电视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普及着，引领着一场大众传播的文化变革。摩托罗拉首席技术官就此说：“如果内容是‘国王’，那么移动性就是‘王后’，而我们则共同促成了这场皇室婚姻。”手机电视可以使每个人在路上，在旅行中，在野外玩耍时同时观看电视节目，手机电视正在变电视的“客厅文化”为“旅行文化”，当然，它也正在拆散传统媒体文化的“家庭聚合性”而建立起数字媒体文化传播的“个人私密性”，社会文化因手机传播的出现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和去中心化，传统人类的“文化集合”将会变成为“新新人类”的“文化分离”，其文化方式也因此而发生极大的变革。又比如，正在普及的3G手机使用中，“用户不仅可以观察摄像头直接拍摄到的周围情况，还能远程遥控这个摄像头，监控的视频资料还能通过无线网络进行上传。当你出外上班，家里无人照看时，利用3G手机的这一功能，你就能随时随地了解家里的情况，不用再提心吊胆。由于设了密码，用户也不必担心偷窥者的骚扰。”可见，手机的数字文化传播平台将使得“新新人类”的文化活动和日常活动变得更方便、灵活、快捷、多变、不稳定和随心所欲。显然，手机文化是当代“移动革命”与社会文化互动而形成的“新新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之一。手机作为移动的“媒介之媒介”，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将对保障人们的通信自由、扩展社会沟通和交流、促进文化传播、丰富文化生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重大的积极的影响。
　　当然，数字媒体的快速发展及其文化传播需要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同时需要加强监管才能保证健康发展。净化数字媒体文化传播空间，首先就需要传播者要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平，要对国家尤其要对青少年的成长负责。其次，要加强文化管理，提高文化自律，继承和发展富有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创新数字传播的文化，丰富现代人的文化生活与传播观念，避免数字媒体文化传播的庸俗化、低级化和去道德化。与传统媒体一样，数字媒体文化传播也需要“进行主动设计和重新定位，从而确立起媒体正向、健康、和谐、统一的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和时代趋势的身份特征。新的中国媒体身份，应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人民认同放在首位，兼顾全球和市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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