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龄就业危机何在
十几二十年前，上海人的优越感曾经让所有非上海人不敢恭维，“阿拉上海人”几乎成为上海人傲视全国人民的资本，弄得外地人在上海老有一种要饭和讨赏的感觉。
时过境迁。谁都想不到如今到了个儿。上海平均每天颁发40多张《上海市居住证》，每年要接纳1万多名海内外人才进上海。到上海工作和生活、取代单纯的“上海人”竟然变成“外地人”足以自豪的资本。
当上海的人才制度开始不惟文凭、不惟学历地大力引进急需人才的时候，当每年数以万计的外地大学生纷纷考入上海的时候，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年轻人开始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阿拉上海人”这5个字几乎从上海年轻人的口中绝迹。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杨武星说，上海市25岁以下的失业青年，从1998年的6.91万人迅速攀升到2001年的10.2万人，失业率占39-40%，其中，毕业于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的“三校生”占到42.8%。
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我刚刚踏入社会就被无情地拒绝了
方嘉彦一米八的个头，鼻梁上架副眼镜，显得既高大挺拔，又斯文秀气，是个谁见了都喜欢的男孩儿。他可是个地道的上海人。然而，在他职业学校毕业以后开始找工作时，却特不受“待见”（北京话：遭冷眼），四处碰壁。他不明白：上海人怎么不要上海人呢？
“我是2001年从上海市一所学校食品专业毕业的，由于毕业的学校不是重点，所以很难找工作。我曾经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单位，按理说专业对口，我应该很开心。可是试用期3个月还没有结束，我就被‘辞退’了，说我缺乏工作经验。我很委屈。依照我的理解，‘工作经验’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我是一名刚刚离开学校的毕业生，怎么会有‘工作经验’呢？”
“当时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我刚刚踏入社会就被无情地拒绝了。我伤心地回了家。我住在杨浦区，爸爸在街道工作，妈妈是个退休工人，家里的条件不怎么样。我这么大个人，肯定不能在家吃父母的，就算父母亲肯养我，我自己也接受不了……”
那段日子，方嘉彦四处寻找工作，可看到的招聘条件几乎都一样：要有多少多少年以上的工作经历或者经验。这让他一筹莫展。“我连个工作都没有，哪来的经历和经验呢？”他几乎绝望了，去向人家讨教怎样理解这个“工作经验”。人家告诉他：“工作经验”的含义很丰富，既包含专业知识，又包含社会知识，是一种综合技能。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很感慨地对他说：“我们招聘了500名应届毕业生，可两个月就淘汰了20%，现在还在淘汰。原因是这些毕业生基础技能差、基本操作能力差、综合能力差，一句话：动手能力差，一开始干活就发现没法上手。”
这位经理的一席话很让方嘉彦震动。他想起自己有个学电工的朋友，在一家公司干了不到两个月就被辞退了。问起原因，这个朋友告诉他：“公司的人待我不错，可是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根本干不了公司的活儿！”
课堂上所学的专业知识无法面对市场的需求，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仅仅掌握传统的简单的加工制造技术，在上海这样一个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大都市里，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了。这就意味着，如果跟不上上海快速变化和发展的节奏，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会在上海新一轮的居民大洗牌当中，被毫不留情地淘汰！
方嘉彦睡不着了。怎么办？
刚刚毕业就失业，原因在哪里呢？
正当上海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40-50岁失业人口的身上，推出以帮助他们“重新就业”为目的的“4050工程”的时候，谁能想像到，20-30岁人口的失业问题又迎面而来呢？根据调查，上海市仅25岁以下的失业青年，就从1998年的6.91万人迅速攀升到2001年底的10.2万人。其中，毕业于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的“三校生”占到42.8%，其他大专以下学历的人占到38.7%。
“埋头苦读好几年，刚刚毕业就失业。”为什么？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开发处的杨武星分析说：从世界范围看，当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时，青年的失业问题就容易凸现，这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像德国总理，上任以后首先关注的就是德国青年的失业问题。现在的上海就和早几年西方国家的情况相类似，在开始自身的产业梯队转移的时候，注重发展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而高层次的服务业似乎更需要有智力、经验和成熟感的中年人。另外，这些毕业生也有自己的不足：1.缺乏职业经历。现在很多用工单位都要求录用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而学校出来的学生没有工作经验。2.专业技能缺乏，动手能力差。不管中专的还是大专的，尽管在学校学习了几年，但所学的课本知识一到社会上就和实际脱节，因此很快被淘汰。3.就业观念不切实际，对就业期望值高，不愿意迁就；比较浮躁，缺乏老一辈人扎扎实实的敬业精神。杨武星说：关键是缺乏职业指导，这是制约他们就业的瓶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