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解析论文
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已经走过了 60 余年的历程，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这个学科已经“不再年轻”，而种种迹象也表明了一个事实：这个学科正在“走向成熟”。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学科开始学会了反思，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文学史重建的构想和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文学史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轨迹。这条轨迹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认识的深化，在看似清晰的文学史叙述表层的褶皱中，寻找细节的意义，并通过这些细节，将研究的触手深入文学史内部的肌理，还原各种史料当中作为文学创作和接受主体的“人”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前后，随着李杨、程光炜等提出“重返八十年代”的理论构想和洪子诚、陈思和所著风格迥异的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指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及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的出版，让人们看到了一种重新建立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可能性。同时，这一系列关于文学史重构的积极探索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指导并激励着后来的研究者们在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走得更远。李宗刚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出版)就是一次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构的积极实践。
李宗刚的治学方向，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好像是一个客串者”，但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板块，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以治现代文学的思路来研究当代文学，“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领地的豁然展开。”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考据的学风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更注重对文本内部价值的再发现，而李宗刚在充分注重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些重要作品和现象进行的解读、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都是独到和深刻的。李宗刚师从著名学者朱德发先生，继承了朱先生以“人的文学”来建构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学术特点，在细致考察文学作品和现象的时候，始终注意凸显出文学史脉络中“人”的主体性形象;同时，也积极地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界，给予新时期以来作为文学性文本新的呈现方式的电影、电视剧等以充分的关注，努力开掘文学在当下与社会的互动方式及其意义。李宗刚自称是一位“学院派学者”，是一位“身在大学围墙内一直从事教书和治学的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他对于“学院”与“社会”之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互动也有着深入的探讨，显示出身居校园的作者对于这个时代和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深切关怀。
李宗刚在这部著作的后记中写道：这本书出版的机缘是出自他对于其所走过的学术之路的一次“回眸”。而作者“不管是继续展开的人生形式，还是矢志追寻的人生底蕴，都将和学术链接在一起”的学术自觉也道出了这部著作背后的坚定志向——寻找并且建构一种属于当下，并链接学院与社会的中国当代文学表述方式。这是一个“学院派学者”对于自己学术道路的“回眸”，同时也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学围墙外纷扰复杂的世界颇有意味的注目。
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是一本“以论代史”，试图以历史的细节展现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的秘密逻辑和内在规律的著作，相对于线索明晰的文学“史”著作而言，“史论”有着明显的优长和突出的特色。
首先，“以论代史”的论述策略背后，是一种对于文学史写作在“文学”维度上的回归。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史”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文学的成分，毕竟，在对于这个学科最早的构想里，“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这种文学史理念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得到认同，但有时候也让研究者产生一种迷茫：我们所研究的到底是文学还是历史?其实，作为一个兼具“文”“史”两重性质的学科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所要研究的既不是“文”，也不是“史”，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或“在历史中发展的文学”。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是在历史重要经济政治事件的背后，活生生的“人”作为精神主体的活动在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之中的呈现。这就要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既需要宏大叙事般的“史”的书写和大量的史料考证来支撑起这个学科的整体框架，也需要细致入微的对“文”的分析，为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注入生命的气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一方面作者在文学史的框架的基础上，选择了诸如“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研究”“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电影导演代际研究与影视作品解读”等有着重要价值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另一方面，在论述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于细节之中找寻蕴含在“文学性”背后的深刻意义。如在对莫言的《红高粱》所进行的解读中，作者通过对小说细节的分析，发现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解读者话语霸权的表征”，并将其关怀延伸进了“建构现代文化”这一富有当下性意义的思考当中。这样的发现及论述的.深刻性在于它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于文学研究本身的洞察，更是对于文学“承担起建设当下现代文化的使命”这一重大任务的路径探寻。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主体，它最终面向的是“世界”，李宗刚对于文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之间关系的探寻，显示出了“文学性”这一看似自足的理论范畴中所蕴含着的国民精神的呈现以及作者本人对于当下文化建设的深切关怀。
第二，“以论代史”的论述方式背后，是一种“散点”式的文学史观。治史者多喜欢作宏观的勾勒，但切近的观察有时更能发现历史的真相。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数十年的建设当中，对于整体风景的勾勒已经基本明晰了，在这种语境之下，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全景式的文学史书写必须照顾到其内部作为形式的完整，对于一些游离于主潮之外的文本和现象只能忍痛割爱，而对于一些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文化反思，也较少评论，这就凸显了在尊重文学史整体叙述的基础上，“史论”的重要性。譬如孙犁，在经典的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孙犁是作为一个“另类历史叙述”或“复出的作家”中的一员出现的，对于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较少涉及。但是李宗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却将孙犁定位为“一个兼有作家、编辑和批评家三重角色的知识分子”，这种定位对文学史的大框架下作家仅具有单一身份的叙述模式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更重要的是，这种紧贴作家生活表面的微观研究与文学史的整体叙述相比，其中的作家与作品，作家与文坛，甚至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才更真实，更具有个体性。“理论全是灰色，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处在生活的中的作家与外部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的成分，在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由于需要照顾整体的平衡和内在的统一，这种偶然的，碎片化的生活轨迹不得不掩盖在某种理论的统摄之下，但是“史论”不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李宗刚详细地考察了孙犁的生活轨迹，从各个侧面发现孙犁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和贡献，将作家从文本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参与到其生活时代的社会实践当中，很大程度上将孙犁还原成了一个立体的，可敬的老作家、老编辑和老批评家。同时，“以论代史”的“散点”式书写还可以就某些重点问题进行全方位深入地探索。在文学史的大框架下，对于许多问题的阐释往往只是停留在现象本身，即使有所挖掘也不可能十分深入，“史论”则不同，在“论”的观念下，可以很好的统筹对于现象本身的叙述和对于现象背后机制性、文学性等各种维度的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对于刘心武《班主任》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宗刚将这部短篇小说单列为一章，从而可以充分地将观察的镜头推进到这部作品上来，细致地研究其编发的过程、历史化的原因，还将其置于传播学的视野之下，跨学科地深入分析现代传媒之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种对于文学作品和现象全方位的论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还有很多，这体现了李宗刚严谨而富有启迪性的学术气象。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并不是在同一时期，也不是在同一目标制导下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著作是李宗刚十多年来治学经验的体现。在成为“学院派学者”的十多年中，其对于文学、历史以及社会的观点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改变，而这种改变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也有着清晰的体现。李宗刚在本书中选择了不同时期的多种研究方法进行互证、对照和反观，从传统的整体研究、严谨的史料考辨到精致的文本细读、独到的文化批评，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显示出了李宗刚学术视野的开阔，而在各种方法运用上的驾轻就熟和方法与史料之间的有机结合更是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底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史论》本身就是一个学者成长的历史，作者、著作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之间在对于当代文学的具体论述之外，也形成了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的“文本”，那是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另外，《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虽然是“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完成的”，但是其剪裁和选择却是匠心独运的，作者旨在“更有效地把这些文章整合在一个史论结合的学术目标上”，“从逻辑关联性上来看，这部书基本上是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一种个人化阐释”，这就使这本“史论”和一般意义上“论文”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论文”只及一点，不及其余的碎片化的聚焦之外，这部“史论”则更注重在碎片之上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又是和李宗刚本人的学术建构的过程是息息相关的，灌注着一种对于学科，对于社会的深切关怀。
二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在深度解读文学史现象的同时，始终将目光投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结合自己的治学道路，对于这一学科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构想。正如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名称中所暗示的，“当下性”是这个学科的题中之义，“文学”这一有着丰富内涵的主体，其呈现形式也是变动不居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晚清以降，现代文学意识的勃兴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小说、诗歌、散文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学在思想层面异彩纷呈的景象，而至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大众文化则成了文学研究之于“当下”不得不去正视的现象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学丧失了其在社会上的“轰动效应”，“不论您在小说里写到了某种人人都有的器官或大多数人不知所云的‘耗散结构’，不论您的小说是充满了开拓型的救世主意识还是充满了市井小痞子的脏话，不论您写的比洋人还洋或是比沈从文还‘沈’，您掀不起几个浪头来了。”这个时代普遍上被认为是一个精神的“荒原”，在这片废墟当中，有人哀叹，有人狂欢，有人则在积极的寻求着新的转机和出路。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文学与市场的“合谋”也逐渐走向了成熟，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生产和消费机制。作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在面对这种机制的时候，感伤地停留在八十年代，喟叹纯文学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或者一味地批判大众文化是“乌合之众”而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媚俗”和糟粕的看法都是难以满足时代对于文学研究的要求的。对于在大众文化和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当代文学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现象，一个与时俱进的研究者应该勇于去正视它，并且站在理论的高度指导大众文学不至于在消费和市场中沉沦，并努力探索一条联通“雅”与“俗”之间道路。毕竟，文学的研究者是读者中极为特殊的存在，他们是一般读者通往文学文本的桥梁，担负着世界所赋予的重要使命。
将“中国电影导演代际研究与影视作品解读”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论》的论述结构或许让人感到有些突兀，但仔细思考回味之后就会发现，这一将影视的发展纳入当代文学研究脉络的举措其实是很有见地的。文学与时代的互动，一直是文学魅力的重要所在，而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又和大众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影视作品，实则是文学在大众文化影响之下的一种重要的呈现方式。影视作品所提供的特殊文化场域有机地参与进了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之中，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其接受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准文本”或是“泛文本”的性质。而且，就影视作品本身来说，在其生产机制中是离不开文学文本的参与的，一些优秀的影视作品对于文学原著的改编，甚至还有着锦上添花的效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李宗刚不但细致深入地解读了《城南旧事》《山楂树之恋》《沂蒙》等优秀影视作品，还在作品之外，对其生产及消费中出现的种种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机制做了深入的剖析。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影视并不是文学史书写的“附骥”，而是真正作为一个文学史问题而存在的，如《大刀记》小说和电影两个文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红高粱》“天价改编”所折射出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缺陷;《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的背后富有“东方学”意味的文化认同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经济全球化大潮下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普遍精神困境的思考。对于这些影视作品，李宗刚从不同角度做了透彻的分析，而不仅仅局限在“文学性”所带来的“艺术价值”之上。作者对于影视作品的关注，其落脚点还是在于文本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上，每一处别具匠心的分析洞见背后，都有着李宗刚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人文学者对于文学“当下性”的深切观照，如对于电视剧《红高粱》《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影视文本所进行的抽样选择，就不难看出一种强烈的现实指涉性。这种对于文本未经时间沉淀而直接入史的“突进”行动并不是作者的一次贸然之举，而是作者对于这些文本所涉及到的关于文化产业建设、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后殖民语境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文化不同的接受和想象维度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入史的呼吁，大众文化中，各种文学文本已经不再是研究者所要关注的唯一主体，其在传播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现象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需要关注的对象，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大众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也在不断丰富着其作为文本本身的内涵，构成了一个涵盖着作者、世界、读者和原始文本的新的“文本”。大众文化的意义和地位不是固定的，它是一种生成性的东西，并将由于生成而丰富。李宗刚对于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和深刻解读，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方向，正如作者本人所认为的“：基于新媒体之上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孕育着“一场新的文学革命”，“新媒体的崛起，消解了拥有神圣话语权的文学编辑的权力，颠覆了既有的文学生产秩序，从而使文学真正地回归于其自身。……它最大限度地促成了人的解放和文学的解放。”在大众传媒的语境下，文学的边境是开放的，是生成性的，是始终关注于当下并向着无限的未来敞开的，这也使文学回到了本来面目，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投入新时代文化秩序的建构中，真正反映出具有中国气象的当代优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情形。李宗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对于大众传媒的高度关注预示着“学院派学者”的一种转型，在这个转型中，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的不断冲击使大学的“围墙”被打破，“围墙”对于“社会上澎湃的潮汐”的屏蔽渐渐消解，“学院派学者”需要重新面对“这纷扰复杂的时代，面对着墙外精彩的世界”才能使这一学科保持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三
作为“学院派学者”，李宗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还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术”本身予以了相当的关怀。作为本书的附录，《大学的学术传承与学者群落的崛起》一文以“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学者群”为考察对象，通过详细梳理研究生教育对于山东师范大学学者群形成的重要意义来呼吁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在进行学术创新的同时，也要充分地注重学术的传承。作为一篇作者本人十分珍惜的文章，其中对于包括作者在内的山东师范大学三代学人所共创的学术空间的描绘，为读者呈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为“学”之“术”。
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李宗刚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论”也是贯穿在每一章节中的一条“暗线”，这条线索的源头在于一种学术上薪火相传的精神。在整本著作的叙写上，作者十分注重“传承”在每一个文学作品和现象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杜鹏程的《解放延安》进行再解读的时候，李宗刚跳出了大的文学史框架中对于该作品的定位，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杜鹏程本人在战地从事记者的经历和“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对于他的影响。李宗刚在批评这部小说中“人性的丰富性”被“单一的政治属性”遮蔽的同时，也给了“给予他们丰厚馈赠”的生活以充分的肯定，而这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传承：在这种传承的驱使下，即使是意识形态化十分严重的“十七年文学”，也能找到一条由“五四”延伸进来的文学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对于孙犁的论述更是将一条在当代文学生产领域的传承脉络梳理得清晰明了，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当代文学的“文脉”。这条“文脉”通过作家、编辑与批评家三者的共同建构，数十年绵延不绝，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内在律”，同时也成为了撑起中国当代文学主体框架的脊梁。即使是代际区别明显、执导风格甚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断裂状态的中国电影导演群体，李宗刚也详尽地描绘了其思想资源的脉络，将中国自有电影产业以来的六代导演做了系统的研究，显示出了一种以实践为中心的电影导演理论在中国的逐步发展与成熟。
再回到《大学的学术传承与学者群落的崛起》一文当中，在山东师范大学这个学术传承体系之中，李宗刚曾经作为学生生活过、作为研究者探索过、作为教师耕耘过，并作为《现代中国文学通鉴》的编著者之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过积极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李宗刚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学院派学者”——一个“身在大学围墙内一直从事教书和治学的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传承脉络中，这是一个类似于“历史的中间物”的身份体认。而如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这个“学院派学者”“历史的中间物”向着自己的学术生涯“回眸”，其中的意味是深刻的，“面对着历史上那些豪气干云、顶天立地的大学者，我们理应把自己的点滴人生体验和思想认知一并呈现出来”。同时，“回眸”并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论》的归结，李宗刚在对于其学术生涯的“回眸”过程中，为读者们展示了一条文学经由实践对生活本身进行干预的道路，显示出了在这一度被认为是精神荒原的年代里，文学以另外的方式所展现出的与当下现实的互动及丰富的机能性，对于那些认为文学的深刻性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经终结的观点是一次有力的回击，文学毕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重要性在不同的时代将会通过新的文本始终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建构。这样看来，李宗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的“回眸”同时也是一次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前瞻”。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解析论文】相关文章：
1.中国哲学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