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的新诗都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和爱，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比较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鲁迅与周作人的新诗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在白话诗的草创阶段却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新诗尝试和探索的初期，周氏兄弟的新诗都打上了时代精神的印痕，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然而鲁迅和周作人的性格和思想各异，他们的新诗创作在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关键词： 鲁迅 周作人 新诗 比较
鲁迅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两位光辉耀眼的人物。鲁迅的杂文、小说和散文，周作人的闲适小品和美文，都是文学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都曾创作过一些新诗，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在白话诗的草创阶段却具有开拓性意义。在新诗尚处于尝试和探索阶段的五四时期，他们的新诗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表现出一些相似之处;但周氏兄弟性格志趣以及文学价值取向的不同，又使他们的新诗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一、新诗探索时期共同的文学追求
早期白话诗的尝试之作大都属于半文半白、半新半旧的东西。但都不以诗人自居的鲁迅和周作人的新诗创作，却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为早期白话诗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在白话诗的草创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周氏兄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开始创作新诗，难免受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加上早期鲁迅与周作人思想上的暗合，他们的新诗创作自然呈现出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鲁迅与周作人都意识到新诗要想从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形式中挣脱出来，必须进行形式的革新。他们的新诗都率先采用散文化的语言、欧化的文法和自然的音节，实现了新诗语言和形式的解放。胡适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1]朱自清也说：“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2]他们用散文化的明白畅达的语言，表达着对于时代的感受和认识。鲁迅早期创作的六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完全摆脱了旧诗词形式的束缚，将语言的白话化与形式的自由化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胡适所说的“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周作人的新诗也不拘于平仄、韵律的限制，形式是完全自由的。他对西方的融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诗语言清新自然、构思不落窠臼，完全没有移植西方的生涩与僵硬，在早期诗人中实属难能可贵。
与此同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新诗，都注意采用象征、隐喻等表现手法，从而使诗歌更加含蓄有味。鲁迅说：“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3]鲁迅的新诗虽然采用白话的语言，但却反对直露的表达，他的诗中广泛采用了象征譬喻等手法。《梦》这首诗中“前梦”、“后梦”以及作者在结尾热切呼唤的“明白的梦”，都具有象征意蕴，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周作人同样注重诗歌的含蓄蕴藉，他认为“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4]《荆棘》一诗中小孩和老人分别代表改革者和保守者，新与旧、改革者与保守者的对立隐含于诗歌文本之中，从而使得诗意更加朦胧，更加耐人咀嚼、发人深思。
第二，周氏兄弟的新诗都受到时代文化环境的影响，内容与思想都是全新的。鲁迅与周作人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们的新诗创作也都带有时代的标签，比如涉及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以及个性解放等时代的主旋律，这些新思想是传统诗词里极少出现的。
鲁迅和周作人的新诗都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和爱。周作人早起出门，看到一个背枪的人站在路上指点道路、维持秩序，不禁发出“那背枪的人，也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朋友”(《背枪的人》)的感慨。他看到了底层劳动者对社会的无私奉献，表达了对于普通人的尊重和平等意识。鲁迅的新诗，在对人的生存处境和现状未来的关注中同样表达了对人的关怀。在《他们的花园》中，“卷螺发”、“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的小娃子是指我国青年，“破大门”喻指落后的中华民族，青年们不愿在封建的铁屋子中闷死，想到邻家的花园里采来百合，即想用西方的新思想改造中国，却被误会为“偏爱这不干净花，是糊涂孩子”。鲁迅以反讽的口吻，表达了对那些盲目指责青年的守旧势力的不满以及对于青年人的理解和同情。在对人的生存意义的理解与认识方面，周作人与鲁迅大抵在一个基点上，对人之爱的认同是这两个启蒙先驱者早期进取的出发点。
周氏兄弟的新诗也都包含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对个性解放的提倡。中国的封建社会犹如漫长的黑夜，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在礼教的束缚下从来没有恋爱和婚姻的自主权。“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5]。《爱之神》中小爱神的箭放出后，青年人有了爱情的要求，但却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时产生了困惑。在这里鲁迅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的贻害。周作人的新诗同样发出了青年人冲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叛逆觉醒之音。《她们》中写道：
“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们无意地却给了我许多：/有的教我爱恋，/有的教我妒忌，/我都感谢她们，/谢她给我这苦甜的杯。
周作人在诗中表达了对自己的三个恋人的绵绵思念，虽然只有“朦胧的姿态”在诗人的记忆中留存下来，但诗人却对她们念念不忘，并且感谢她们让自己品尝了爱情的苦甜。如此大胆真实的内心表白，颇有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反封建精神，在当时的诗坛是惊世骇俗的。
二、各自不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一)战士与隐士不同的文学选择
在关于生命本质与终极意义的思考上，周氏兄弟的思想具有共同的先见性，但二人的生存哲学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孙郁所说：“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6]。鲁迅是一个精神的角斗士，他坚持以文艺“揭示国民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周作人的人生抉择却与鲁迅迥异。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谈到：“我的心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流氓也可以说成是叛徒，绅士也可以说成是隐士。这篇文章是解读周作人思想的一把钥匙。实际上，周作人五四时期以“叛徒”的面目示人，更多的是为当时的社会风尚裹挟，但他骨子里其实更像一个隐士，随着五四的退潮，他安身自保的思想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基于这些差异，他们在文学上的价值取向不同，新诗创作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内容。 1.关注社会与表达自我
在进行新诗创作时，鲁迅与周作人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鲁迅的新诗抒发了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对中国社会的深切忧思，民族的未来和社会的走向是他始终关注的焦点。和鲁迅其他体裁的创作一样，他的新诗中抒情的东西很少。李长之说：“这种抒情的文章之少，小半的原因是因为鲁迅碰到要攻击的对象是太多了，他那种激昂的对于社会的关怀遂使他闲适不得。”[7]阅读鲁迅的六首新诗可以发现，这些诗都是有感于现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周作人的新诗则转入对自我生命的玩味咏叹，表达了诗人个体生命的真切体验。“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灵的拷问与鲁迅式的内在角斗对他(周作人)来说都是可怕的精神现象。在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刻，他向来不愿把精神领域的最后一块圣地——自我——抛出旧的轨道，他总是希望在精神上保留自我的园地。在他眼里，这是他心灵最为神圣的一隅。他所信仰的自由主义恰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8]在寂静书斋中闭户读书，在花鸟虫鱼中自娱自乐，周作人需要的是一块“自己的园地”。
2.忧愤深广的批判和单纯真挚的泛爱
鲁迅清醒地看到了社会的种种弊端，新诗创作以批判社会现实和人性痼疾为主。如《桃花》这首诗批判了那些妄自尊大的个人主义者。
“春雨过去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可是生气了，满脸涨作“杨妃红”。/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桃花红李花白本来是非常客观的评价，正如文艺作品的各种艺术形式各有所长一样，可是有些人偏偏认为西方社会的一切都是好的，并将这种偏狭错误的观点视为权威，丝毫容不得别人指摘。《桃花》就是对民族劣根性的一个方面——盲目自尊自负、自视高人一等、争风吃醋的无情嘲讽和批判。
与鲁迅毫不留情的批判不同，周作人在新诗创作中流露的常常是一种单纯真挚的泛爱。虽然同样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与人间的不幸，但他更愿意以一种温和从容的姿态、怜惜悲悯的情怀去对待世界众生。在《所见》一诗中，周作人描述了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他并未对其作出剖析或控诉，只是看似客观的描写，但却隐含了一种不忍之情，这无疑是具有浓厚人道主义思想的周作人内心的真实流露。这种思想尤其表现在他创作的与小孩有关的新诗中。小孩是一扇纯净的窗户，一面明亮的镜子，通过看他们的笑和哭，看他们的服装与玩具，我发现“我真是偏私的人呵。/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为了自己才爱人。/但是我觉得没有别的道路了。”周作人并非一个十全十美的圣人，但他却从小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性之私，并从中升华出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泛爱思想来。但这种泛爱思想如同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提倡的种种主义一样，只是美丽的空中楼阁。
3.先驱者的执着与退避者的摇摆
鲁迅的新诗抒发的是大时代里对理想的坚守和立足于现实的执着进取精神。在《他》这首诗中，鲁迅表达了一种对新思想的热切呼唤和理想破灭后的失落感。中国要想强大，首先要“立人”，而立人的关键是改造思想。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历经艰辛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思想文化，但却遭到国民的禁锢或曲解，这无疑给了鲁迅痛苦的一击。尽管呐喊之后有过“荷戟独彷徨”的苦闷，但他仍然呼唤“你来你来，明白的梦”(《梦》)。鲁迅说自己是毫无悔祸之心的，虽然在时代的飞沙走石中碰得头破血流，他却并没有因顾及自身安危而退缩。而周作人则不由自主地开始退避自保，表现出一颗无所适从而又摇摆不定的灵魂。《小河》流露出作者对失去控制的民众力量的担心。开始时农夫筑了一道土堰，但很快被小河冲垮，于是他又筑了一道石堰。小河应该是指群众运动，土堰、石堰就是阻碍群众运动的力量。周作人早期是提倡思想启蒙运动的，然而又本能地害怕革命带来的暴力可能打破人们平静的生活，甚至带来流血牺牲，这是具有泛爱思想的周作人不愿看到的。他的脆弱单纯的心灵，使他对生活的不幸感到悲悯和同情，但他却无力担当和拯救，于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摇摆不定：“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歧路》)。周作人说自己是个怯懦的人，他既做不了为了众生承受苦难的耶稣，也成不了摩西那样带领群众走出困境的英雄，在面临人生选择时他的内心忧虑而痛苦。
(二)深沉迂回的风格与平淡自然的味道
《文心雕龙·体性》中说：“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刘勰认为人的血气决定了情思的状态，情思决定了语言的风味，吐露文采都是作者情性的表现。十八世纪法国学者布封也提出著名的“风格即人”的观点。毋庸置疑，作品的风格与作家的气质情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也体现着作家的情操和志趣。鲁迅和周作人是性格、气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他们的新诗创作也打上了作家人格的印记，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化特点：一个深沉迂回，一个平淡自然。
鲁迅的六首新诗都是有感于某一社会问题，不得不在创作中给与深刻剖析和尖锐揭露，但批判讽刺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人民大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情冷眼。鲁迅善于将深沉的思想和强烈的爱憎寓于象征性文本之中，加上反讽隐喻的表现手法，使他的新诗呈现出曲折迂回、忧愤深广的风格。《爱之神》是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鲁迅对青年的思想多了一份常人难以达到的理解，因而他的诗不是空洞呆板的说教，而是一个思想更加成熟的人真诚地在为青年指点迷津，解除困惑。《他们的花园》是鲁迅有感于新思想在中国遭到唾弃的痛心之作，鲁迅一生都在为启蒙思想而呕心沥血。对于这项任务的艰难，他是深有体会的，可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先驱者的努力在死气沉沉的中国竟然是徒劳的。但鲁迅并没有就此绝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就像泽畔行吟的屈原，负载着沉重的社会历史责任感以及挥之不去的忧国忧民情思，在险恶的环境中，鲁迅不得不用曲折的手法来寄托自己的爱憎，因而他的新诗具有绵延迂回的特色，深沉的思想之中含有忧愤。
周作人知识广博、志趣渊雅，加上他的性格平和雍容，深受中国古代士大夫和谐中庸思想的影响，他的气质颇近于古代的陶渊明，新诗创作的风格也表现出冲淡自然的味道。五四退潮后，周作人的心境渐渐远离了早期的“浮躁凌厉”，转而在自我的生活琐事中寻求闲情逸致。周作人用淡远舒缓的笔调，书写着自己的人生记忆和生命感悟。《山居杂诗》七首是诗人在山中居住时写下的一组诗，诗人看到绿沉沉的藤萝“长出许多新绿的大叶来了”，盆栽的石榴“开着许多火焰似的花朵”，内心感到十分喜悦，也许诗人在植物生长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和谐美好，悟到了大自然“神秘的奥义”。在平淡的外衣下，他的新诗又有着中国古代诗画相通的意境。他的《画家》一诗写的全是常见而真实的生活场景。周作人用诗情画意之笔为我们描绘了溪滩小儿打架图、水田男女插秧图、胡同口挑担卖菜图以及马路边蓬头人睡觉图。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对平凡生活的理解和认同，对生命的关怀和悲悯。周作人带着一种隐逸的情怀和避祸保身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试图寻找美与和谐，但又常常因外界的干扰和天生的怯懦而忧愁不安，因此他的新诗在平淡自然的味道里又掺杂着苦味和涩味。
鲁迅和周作人是现代文坛上互相对立的一种存在。作为早期引领诗坛风气的先驱者，他们的新诗真正实现了语言和形式的解放，具备了现代性的诗思和诗质，从而为白话诗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树立了典范。但二人新诗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些异同点的分析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鲁迅和周作人新诗创作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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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适.谈新诗.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390.
[2]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368-369.
[3]鲁迅.两地书·三二.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7.
[4]周作人.扬鞭集·序.谈龙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0-41.
[5]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2.
[6][8]孙郁.鲁迅与周作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3，199.
[7]李长之.鲁迅批判·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