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家族》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新贡献
《家族》是张炜《你在高原》系列长长行走之书的第一部小说，下面是小编搜集的一篇探究张炜《家族》对革命历史题材新贡献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
《家族》是这部长书的起点，如果没有主人公宁伽对父辈秘事的执着探索与寻觅，也就没有主人公后来的不断出走和对城市的精神背离，所以研究《家族》是探索主人公精神内核的关键所在。《家族》的叙述内容是两条线交叉串联而成，一条是父辈宁珂的革命斗争史及引发的家族惨剧，一条是地质所知识分子玩弄权术的钩心斗角。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第一条线索，父辈之间的革命斗争以及张炜对革命历史题材的继承与超越。“革命历史故事在当代小说中不断被修订、改写的现象，不仅说明作家们的政治理念、历史眼光的某种改变，更显示出当代小说在叙事方式、叙述结构上的微妙而又重要的转变。”[1]革命历史题材从《红旗谱》开始一直在被叙述，这其中走过了一条不断否定不断创新的变化道路，而张炜此篇《家族》对革命历史题材又有新的贡献。
一、继承：后设叙述
《家族》在叙述方式上也颇有特色，除叙述空间不受限制的全知全能叙述视角之外，主要是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后设叙述”的继承。叙述时间上即在顺时态故事发展过程中，有意打断凸显出今天的事情结局;叙述态度上即叙述故事者在叙述的同时有另一个声音在评述这种叙述行为。莫言的《红高粱》就是“后设叙述”文本的典型范例。雷达曾评价《红高粱》的这种叙述模式“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于是我们看到两条线贯穿全文的叙述者都是“我”，一面是“我”在全知全能地讲述父辈的革命斗争，一面是“我”随地质所的勘探队回到东部平原想探索家族的秘事，唯一不变的是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
《家族》在叙述时间的角度上，其实有两个叙事视角。一个是小说中人物的视角，即宁珂、曲予、阿萍奶奶等人的视角，他们受人物的所见所闻所限制。一个是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我”的视角，在不停地播报和探索各个人物的心理。同时不断打破当年的故事，提前告诉读者各个人物的命运。如第二章叙述宁家时就交代宁家衰落的结局：“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我就必须承认，我们从自治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衰落的征兆，所以后来发生的事不必惊诧。”
所以在这里，“我”的叙述相对于其他人的视角是一种时间上的“后设”关系。这两个叙述视角并置，既强调了我与长辈之间的关系，也与长辈之间的叙述构成差别和对照，突出今昔之别，让人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革命事实被不断扭曲的惨烈。
不同于《红高粱》的“后设叙述”，一个是在讲过去的故事，另一个是在解释现在讲故事本身的行为。而《家族》是两条线，一个是身负长辈的使命为全家讨回清白，一个是现在的工作也便于我寻觅历史并且在工作中接触“我们”家族的罪魁祸首殷弓，但当看到迟暮的老人奄奄一息，“我”还很平静地代表父亲参加一位战友的葬礼。叙述态度上的“后设”，构成了一种张力关系，“我”执着于真相的原因是为了还家族一个清白，去除一个家族历史的污点，而不是追求推翻一个既定的历史。
二、超越：解构历史
《家族》是由“宁”和“曲”两个家族之间的人物纠葛展开的，两个家族都是名门望族，宁家的当家人宁周义所依仗的是国某党，而“曲”家的曲予是独立的乡绅，但在道德取向上为共产党提供无偿帮助，但最后的结局都是相同的：家破人亡。主人公宁伽的父亲宁珂是联系两个家族的枢纽，他是宁周义的养子，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因革命的激情而投身共产党，离开养父，离开家庭。这与其他革命历史题材因家族利益冲突尖锐对抗的明显不同，《红旗谱》是家族仇恨演化为政治斗争，《白鹿原》也是两代人的家族仇恨与政治恩怨。而这两个种性家族之间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甚至还有姻亲交好的关系，只是阵营不同而已，且曲家没有直接担任共产党任何的职务。国共两党的胜负已见分晓，为什么开明绅士是此等结局，而宁珂反被坐牢、抄家、妻儿还背井离乡呢?这与其中的农村社会结构组成要素的“匪”有很大关系。《家族》革命历史故事模式由三类不同身份的人(乡绅、土匪和知识分子)如何在三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势力(国某党、共产党、土匪势力)之间做出选择。关键不在于每个人的身份如何，而在于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如何在这三种势力面前排队，简而言之就是乡绅、土匪和知识分子联合共产党和一部分的土匪势力对抗国某党。
“土匪”在其中是关键角色，在《红旗谱》及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里土匪等同于恶霸地主，是与共产党完全不相容的存在，是要被再教育的敌对势力，“在八十年代中期，土匪俨然成了革命历史故事中的高大主人公”。陈思和曾撰文指出“杨子荣的土匪形象甚至在样板戏里也是最受欢迎的”。
土匪成了主人公是事实，但是否高大值得商榷。土匪不像革命干部那样文质彬彬、死板呆滞，不按常理吃牌的行事作风，亦正亦邪的传奇色彩带有某种神秘性，为革命历史题材注入了新的活力。《家族》中在共产党一方发挥重要作用的殷弓、飞脚、许予明、李胡子等都带有土匪气或者直接是土匪出身。殷弓是因曲府而得救，宁珂更是他的救命恩人，但宁曲两府的惨剧可以说也是他一手酿造的，殷弓是个颇值得琢磨的角色。“革命的历史”是由他创造的，革命功绩不可否认，但他真的尽到了革命者的责任了吗?他对宁珂的处理是基于私欲还是革命理想呢?男女关系是所有文学作品绕不开的话题，此篇小说也不例外。小说虽然没有直接表述，但从或隐或现的细节中也可看出，殷弓与宁珂喜欢同一个女子，曲予的女儿曲綪，而曲綪却嫁给了宁珂。
殷弓一开始听说宁珂要结婚的消息非常惊喜，后来弄明白女方是谁，就一声不吭了。他在屋里急急走动，嫌冷似的又披上了一件大衣。宁珂发现他有刀疤的那面脸颊在抽动。最后他坐在一个小木凳上，一首撑起头颅说：“我在想想吧，我还要和别人商量……”
……“伙计!你的福分太大了。获得这么大的幸福，久后不会不受挫折……这太过分了，这真的太过分了……”和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一样，土匪变身的革命者、知识分子、甚至是国某党官员都总是对同一个女子情有独钟。当殷弓得知宁珂的新婚妻子时表现得非常惊讶，一系列举动都不符合常理，虽说革命者结婚需要组织同意，但曲綪是曲予的女儿，即使为了笼络曲予，这也是难得的姻缘，殷弓却伤感似地和别人商量商量。宁珂新婚当晚殷弓是最后一个离开，甚至还在诅咒宁珂福分太大必受挫折。这是殷弓作为一个革命者身份之外的正常人的嫉妒心理，宁珂虽然注意到了殷弓的异常但没有深究，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在宁珂担任职位时故意拖延，诬陷宁珂是汉奸将其收监，抄曲府的家还假惺惺地做好人，作者对这个人物不加掩饰的披露也让我们看到一些革命者的真正面目。国某党高级官员宁周义也对曲綪颇有好感，但他是站在一个看待孙媳妇的角度上。曲綪这个女性角色不属于任何的势力，她只是倾慕宁珂并接受宁珂对她的革命教育，她也是拯救宁珂的角色，但就是这个女性成为争斗、恩怨的焦点。此篇小说虽然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从前后的推理中还是可以窥见一二。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就是飞脚，与曲予交往过密，行踪不定，对待曲家也不诚实，不信任。曲家的落难就是他和殷弓共同作用互相包庇的结果，他们都有出于对宁珂和曲府富裕的强烈嫉妒心理，当他们有能力对抗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富的势力一网打尽。而且飞脚在曲家落魄时还不声不响地掳走了曲家的一个丫环小慧子，被责问时还理直气壮。同时，感化土匪李胡子为他们效力却命令李胡子去刺杀自己的朋友战家四少爷;许予明与众女子的关系混乱，但亲手引诱许予明的救命恩人麻婆三婶的三女儿并当做人质;拐骗宁珂的阿萍奶奶让宁周义束手就擒等等，都不是光彩之举。
由这样的革命者创造的历史是让别人看不透的历史，如果说《红旗谱》是教育青年人革命的合理性，那么张炜就是用小说在解构革命者创造历史的真实性，但并不否认革命历史功绩，只是对革命者本身深深的疑虑。这是张炜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最大贡献他对土匪角色的深入挖掘和深入思量是在其他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继承上的突破。
参考文献
[1]许子东.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69,278.
[2]张炜.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30,189,190.
[3]陈思和.民间的沉浮[N].今天,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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