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的确具有不同特质，但两性之间必有其相通之处，他们要共同面对生存、死亡、争斗等无法自主的命运旅程，下面是一篇探究苏童小说作品中的两性关系变化的论文范文，欢迎前来阅读参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夫妻之间不是平等的同伴关系，而是尊卑有致的上下关系。在中国的夫妻关系中，占主流的是爱与性的分离，权利与义务的分离，而行使分离主动权的只能是夫而不是妻。“同一道德观念下，中国传统文化在束缚人之性情方面，更多的是将绳索套在女性头上。女性一旦稍有违背，沉重的道德鞭子就会抽到女性身上。”尽管如此，女性受到重重压抑的生命之火如受阻的江水，遇到有裂缝的大堤，就会如洪水决堤般淹没一切，沉重的道德鞭子并没有抽熄来自本能的火焰。当然，一旦女人冲突道德网罗，听命于感性生命的呼唤，悬在女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从天而降，来取那“妇女”的性命……我们在苏童的文本中可找到同样的悲剧：无论是陈佐千对于自己的妻妾们、陈文治对于自己的小妾们，还是刘老侠对于家族的女人们，都是男性对女性绝对的占有与支配，女性被迫长期保持缄默，孤苦无告。陈家花园的守护神———井，就是高悬在女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终极权威已经内化为女人们心头的恐惧，对于梅珊来讲，井是她最后的归宿，对颂莲而言，井是其精神毁灭的见证。
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苏童文本中的两性关系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这座孤岛之形似乎还遵循着这样的变化轨迹：家庭中的男性从对女性的绝对支配到男性地位的失落到男性的光芒的隐退到男性的孤绝。与此同时，家庭中的女性则从绝对的被支配到女性意识的张扬甚至放纵。
章节一
五龙在米店的家中，其实也享有无尚的霸权，但在苏童构筑的个性化的家庭伦理叙事的保垒中，这只是一种表面的占有与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应该是男性家庭地位失落的一种象征。
五龙对他和织云的婚姻实质非常清楚，冯老爷只是利用他遮掩家丑罢了，并不想让他成为冯家的一员。“是米店娶我，娶一条身强力壮传宗接代的看家狗，娶一条乡下来的大公狗。”如果说五龙的仇恨源于阿保对他的羞辱，那么米店一家人加深了这种仇恨，“他想米店里没有人真心对他好，他深知怜悯和温情就像雨后街道的水洼，浅薄而虚假，等风吹来太阳出来它们就消失了，他们谁也没把我当人看，仇恨仍然是仇恨，它像一块沉重的铁器，无论怎样锻打磨蚀，铁器永远是铁器，坠在他心里”。所以，织云成为他的妻子，也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只是一“”而已。在织云离家之后，五龙无处发泄的仇恨全部转移到织云的姐姐———绮云身上。绮云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不明不白地被五龙强占为妻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五龙死去），两人的婚姻形同陌人。不管是出于某种消极悲观的信仰，或者仅仅出于女人惯有的恻隐之心，绮云洞悉了五龙脆弱的值得怜悯的一面，但她还是要把五龙从家谱中删掉，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摆脱五龙对她的纠缠，可见她对五龙的仇恨之重，仇恨之深。把五龙从族谱中抹去，也就意味着家庭中夫妻关系的严重疏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女性把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悬置起来。
《离婚指南》与《已婚男人》像是一对姊妹篇。富有意味的是，苏童采用同一个符号———“杨泊”来指称两个文本中的男性，显示出男性在婚姻中的一种普遍状态：两人都在婚姻的围城里奋力突围。只是一个突围没有成功，日子照样向后流淌，另一个则彻底从时间中逸出———自杀。《已婚男人》中的杨泊试图保存精神上的一份自由和超脱。
婚前的恋爱与求婚是浪漫的，婚后的两人世界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杨泊看来，一切矛盾冲突都诞生于孩子的出世，他竟然始终不能把孩子的降临和自己联系起来。对于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尽管他没有拒绝或是舍弃，但也没流露出惊喜、神圣，“生育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是生命的过程，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应违抗他无力违抗。”黑格尔、康德熏陶出来的理性抹掉了他对于生命降临的喜悦，冲淡了他为人父的责任与义务，扼杀了他应享有的人伦之乐，使得他远离世俗生活，永远在精神的高空中独行。
他不想跟任何人面对面靠得很近，似乎那样会带来某种洞穿和丧失，从而使得他的脆弱一显无余。破产后轻松的调侃，其实是一种伪装，他伪装得非常彻底，他保全了优雅从容、幽默、不拘小节的形象，而对自己内心的脆弱晦莫如深。事业上的破产，首先打击了他试图保存的那份自由与超脱，让他内心的脆弱抬头，他的所有的价值观念浓缩在“没有意义”上：“离婚没有意义，结婚没有意义，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最有意义。”所以他最终只能选择逃避，选择逃离生的秩序———在“元旦，新的开始的日子”里自杀。
另一个杨泊则因为“妻子睡觉打鼾，夏天有一股难闻的狐臭，吃饭发出吧叽吧叽的声音，夜里没完没了地看狗屎一样的《卞卡》，不读书不看报却总是讨论爱情、国家大事，在走廊上与邻居拉拉扯扯，亲亲热热，关起门来骂人家祖宗八代……”而要离婚，这些理由确实显示出杨泊的思想与精神的严格与纯粹！对于杨泊来讲，意义、思想、心灵、考验、意志、思考、尊重人格意愿等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
由此，他的突围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就认为，突围是杨泊尚存的最后一点理想，“其突围是对平庸的逃离，是对以非道德婚姻为基础的罗网的逃离，是从庸人的视野中、从破碎的生活中，从人与人的地狱关系中的隐遁”。笔者认为杨泊的突围无可厚非，然而苏童的叙事中，却有意让杨泊所代表的精神文化意义又显示出脆弱的一面，甚至通过老靳这一形象和杨泊最终突围的失败消解了这种精神文化意义。
杨泊的哲学要求“追求道德的婚姻生活”，而在生活中，他却要圆其婚外恋而追求离婚，他认为贤惠体贴的妻子庸俗虚伪纯属是对其婚外恋野心的一种遮掩。
老靳是杨泊的哲学老师，他把杨泊引入一片哲学圣地，自己却判处了黑格尔、康德的死刑，同化于市民生活的平庸，他在平面化的现实面前无可奈何地退却，只剩杨泊在婚姻里左右突围。杨泊突围的失败除了朱芸的软硬兼施寻死觅活的作用外，更主要的恐怕是因为愈琼———离婚大战的策划者及旁观者的反应使他感到她同样的邪恶而偃旗息鼓：“也许，他们的恋情本质上是一场误会”，愈琼并不比朱芸崇高多少。与此同时，世俗生活也用它堆起的微笑和温和的亲柔的伟力召回这个“叛逆者”。突围的失败显示出他无法找到恒定的价值标准与理想生命的困惑。
于是祈求精神救赎的男性便陷入孤绝之中。“到了秋天，杨泊的身上仍然穿着夏天的衣服，过时的仔裤，脚上仍然穿着黑色皮凉鞋，有时候在风中看见杨泊裸露的苍白的脚趾，你会想起某种生存状态和意义。”他的衣着总跟不上季节的转换，他永远落下一拍：在秋天，还想过一种夏天炎热而浪漫的生活。这种与众不同的另类，显示出他的落迫、滑稽、不合时宜的表层之下的孤绝。
章节二
在苏童的文本中，作为家庭中的妻子们在承受过万般蹂躏、千般痛苦、百般忍耐后，终于从陈佐千、五龙、刘老侠等男权的阴霾桎梏中挣脱后，开始珍惜自己获得的一份爱情，开始突显、张扬自己的个性。
传统社会中，男人是家庭支柱，男人责任重大，“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支撑起一个大家，委实需要很多精力与心血。在现代社会，男女之间似乎能奢谈爱情，但在真正的婚姻生活中，女性还没来得及向男性说一声“我需要爱”，仅仅是提出“先得生活”，就吓退了男人。这群男人更懦弱，更无能！少了传统男性的责任，多了一份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婚姻对峙中，他们只能临阵脱逃，而女性显示出了强大的耐受性与稳定性，正如老靳说的“生存比思想更重要”。女性更实际，更懂得生存之道。在现实生活面前，精神、理想其实都经不住打磨，一切的高谈阔论，一切高深的哲学都显得脆弱不堪，相反，女性的张扬与泼辣，尽管饱受非议和唾弃，却更显生机与活力，成为生活不尽的话题与谈资。
冯敏———一名话剧团的演员，却在世俗婚姻生活中彻底坠落，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而贤慧能干的朱芸也把照顾好家庭，捍卫家庭看作是她生活的全部。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她们不再沉默，不再忍受，而是全力捍卫，甚至奋起出击，充分显示出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自我意识。
《米》中的织云除却爱慕虚荣外，应是一个心性善良的女孩，她同情处在落泊中的五龙。
在怀有身孕又被吕六爷冷落抛弃后，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她只得屈从下嫁五龙。然而，她有着她的生活准则和行事方式，尽管五龙在娶她之后对她冷眼相待、拳脚相加，她仍向往着要进吕公馆，所以在生下孩子后，她毅然离开五龙搬到吕公馆过她想过的生活。为吕家生下一男孩，却并不能母以子贵，事实上吕六爷只给了她名份，并没有给她相应的家庭地位，但她执著于她自己的选择，尽管在吕家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日子，但她乐意，她满足，充分张扬了女性的自主意识。
《南方堕落》中梅氏茶馆的第八代或九代祖奶奶年近花甲之时还春心萌动，与一位老和尚私通姘居，事情败露后，身为儿子的县令要捉拿老和尚，但祖奶奶却不依，誓死捍卫老和尚……苏童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在情感上、精神上不再依附于男性，而是遵从于自己的内心并听之任之。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女性则在家庭事务中显示出特有的泼辣。《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花了六块钱买回一只猪蹄，但在李太太看来，丈夫用蹄膀的价买回的只是一块肥膘而已，李太太大为生气，认为丈夫上了肉贩的当，便不依不饶地让丈夫去把肥肉还给肉贩子，把六块钱要回来。而李先生作为一名老师，随和、知足，并不认为自己上了多大的当，想息事宁人，但李太太哭闹着心疼这六块钱，并且咽不下被人耍弄这口气，她不想让自己吃亏，这是一个女人在艰难岁月里炼就的一种精打细算。但让她没料到的是丈夫在要钱的路上却走上了不归路。苏童在不露声色中，让女性的泼辣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并让女人从此背负起生活的所有责任。
章节三
两性的确具有不同特质，但两性之间必有其相通之处，他们要共同面对生存、死亡、争斗等无法自主的命运旅程，他们具有某些相同的生理需要和人性弱点。人类的历史，也是两性争斗的历史。苏童的创作中男女家庭地位的变化烙有某些社会的印迹。应该说，女性的解放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苏童大肆书写着她们的堕落与糜烂，人类自从被逐出伊甸园后，何以会沦落至此？苏童摆脱了在无穷的苦难中美化女性的传统写法，文本表层汹涌着憎恨与厌倦：“姚碧珍是一个少见的风骚的女人，要不是新社会，她肯定挂牌当了卖身女”。实际上，这种极端的取向正源自苏童内心深处的难以割舍，“并不是本性规定着女人，而是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基于自身利益同本性打交道时，规定了她自己。”两性关系中，女性的被支配、被压抑的状态是该摒弃，然而，女性的张扬与放纵也未必就是一种理想。迥异于冷漠的玩味，苏童的这种感情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女性群体深切的关注的基础上，是为其生存状况感到不甘却又无能为力的退守，是面对人性弱点的彻骨之痛和难以言说的悲哀。苏童对女性的关照主要是体现在对人性上的关照，而这种异于传统的关照是关注人性时必然要去透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他相信，“有时候你写了社会的阴暗面……它所产生的力量可能比正面描写人性如何如何高尚效果要好。”
文学作为作家灵魂的历险，作为人类天性中的乌托邦冲动，就是要表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个性化理解，展示创作主体视野中的独特画面，对两性世界尤其是异性世界的关照理应融入无偏见的人本情怀，尽管也许这只是一种理想，但正是这种难度挑战也鼓舞着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也许正如苏童所说，许多作家都面临着无以规避的类似难题。“我们该为读者描绘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如何让这个世界的哲理与逻辑并重，忏悔和警醒并重，良知和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如何让这个世界融合于每一天的阳光和月光。”
是啊，面对家庭婚姻中爱的荒漠，谁来拯救？又用什么方式来拯救？细读文本，苏童其实给出了他的思考：两性之间是否还得依靠双方的交流与忠诚来和谐共处？
《与哑巴结婚》中英俊潇洒的男子费渔想找一个漂亮又有修养、有知识的女人，渴望两性之间精神上的交流。实际上，与他交往的女性无数，其中不乏美貌者，但费渔一个都不满意。在费渔看来，生活中与其找一个无法交流的妻子，不如找个漂亮的哑女为妻，最后终于打算与一个漂亮的哑女结婚。交流的渴望又被他自己彻底掐断。《民丰里》中花匠与六小姐的故事是苏童少有的故事文本。它讲述的是中国式的“痴情”故事。只是“痴情女子”被置换成“痴情男子”———花匠。两人因地位悬殊没能结合，但花匠一生保有对六小姐的痴心。文学史上有很多的爱情经典，但大多数是才子佳人式的，又有谁明了一位毫无社会地位的普通男性一生的情感与希望？这里没有荡气回肠，没有死去活来，没有惊天动地，花匠只是倚仗着心中的爱，独自枯守着无奈、孤独、企盼，以及琐碎平淡如水的日子……即便如此，苏童笔下的两性想靠交流与忠诚来和谐共处的理想仍是一种残缺，孤岛依旧。
：
1、赵红梅、戴茂堂：《文艺伦理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2、刘晓文、陈庆祝：《悲剧及其消解》当代文坛1998（5）
3、吴义勤：《苏童小说的生命意识》江苏社会科学1995（1）
4、寒露：《热爱死亡———苏童访谈录》，南京评论2001（10）
5、王淑瑾：《上海美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