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疾病;隐喻;鲁迅
论文摘要：疾病一直以来就是文学创作的独特意象资源。疾病在一定意义上己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话题，它同时也属于文化范畴。“疾病”穿越了鲁迅的所有文章和他整个一生，也被他赋予了各种精神意义。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在这些疾病意象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
引言
疾病始终伴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基本斗争中，并因为人类文化上的缺陷，疾病被赋予了许多的隐喻意义，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题材，对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均产生重要影响。著名德国文论家维拉·波兰特说：“艺术与医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基本的本质上不无根据的关系，古典思想将医学和艺术合而为一奉为和谐的最高目标。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同时是诗歌神和医药神，因为他是作为和谐之神供人祭祀的。”“医学在德语里有一种古老的表达，叫做‘治愈艺术’。医学在这里被理解为艺术(治病的艺术)，艺术获得了医学的功能。”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以医生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和创作的，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
在鲁迅的小说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阐释的那样，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确实是自然的事件，但在文化(或文学)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负载着一定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的。因而，在鲁迅众多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些疾病意象的背后，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鲁迅以社会治疗者的文化身份，从病理学的角度透视国人的精神状况，进行心理——精神的诊断和治疗，在精神——文化病理型的探察中，显示了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孔乙己》《离婚》《祝福》等名篇佳作，都与疾病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通过对个体人物的深层心灵描写，揭示了这种文化病症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根源。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正是基于这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指导下，鲁迅从人学的角度，通过狂人、阿Q、祥林嫂、华小栓、孔乙己……这些或精神或生理残缺的艺术形象，这些不为“庸众”接受的“病人”，对人性的本质和精神状况进行深刻地观照和反思。
一、疾病：文学创作的独特意象资源
据国外资料统计，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中，拥有完全健康身心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大部分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身心疾病。从最早的盲诗人荷马，到中世纪的但丁、塞万提斯，再到癫痫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肺结核患者卡夫卡、梅毒患者莫泊桑、同性恋者奥斯卡·王尔德、精神病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因不堪忍受旧伤和疾病而自杀的海明威、因病态的抑郁孤寂而自杀的川端康成等等。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也患有先天的精神痼疾。在作家笔下，患病这一基本体验在文学中获得了超越一般经验的表达功用和意义，而长期患有身心疾病的作家更容易充分利用这种表达和功用。由于有切肤之痛，患病作家对疾病的感受比一般作家更强烈、更深刻。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中聚结的一簇心理丛或是寓于情绪色彩的一连串的观念与思想，可以称之为“情结”;说某人具有某种情结，就是说此人沉溺于某种情感或对某种情感的向往中而不能自拔。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把作家作品中这种执着的、普遍存在的疾病描写称之为“疾病情结”。这些凝聚着独特生命体验的“疾病情结”成为作家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创作动力，因而在创作中得到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表现，作品也因此具有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的力量。
因患肺结核而早逝的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表示，患病是“一种刺激生活，刺激丰富多彩的生活的强有力的兴奋药”。费尔巴哈也说：“痛苦是诗歌的源泉，只有将一件有限事物的损失看成是一种无限的损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热情的力量。只有回忆不复存在的事物时的惨痛激动，才是人类的第一个艺术家和第一个理想家。”患有身心疾病的作家更喜欢在作品中表现疾病的痛苦、恐惧以及疾病带来的灾难，而且他们的疾病题材更多地以表现自己所患的身心疾病为主。正是疾病促使许多世界文坛巨匠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他们作为患者的深切感受，这才增加了其作为艺术名医的天才和伟大。在他们笔下，生活本身成了疾病的一种形式，艺术则变成一种诊断。他们借助疾病这一独特的文学意象，来表现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未来的深切思考、严肃关注与热切企盼。
作为审美范畴，意象在我国和西方早已有之。春秋时期《易经》一书中已有“立象以尽意”之说;魏晋时期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进一步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前者所言为以感性的物象表达理性的义理之意，后者则以可见的物象来表现不可见的意义内涵，语言则是“明象”的工具，这大多类属哲学范畴。直到南朝刘勰才明确地将“意象”组合成一个词组应用在文学的审美范畴中：“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其意为：只有具有独特的观察力，独特的艺术感受力的工匠，才能窥视到“意象”之美而运用手中之斧(笔)将其再现出来。此处的“意象”即为表意的象，是情思与物象的结合，是作家主观情志的体现，在整个形象思维即“神思”的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在西方学术界，从亚里斯多德开始，直到20世纪的庞德、劳伦斯、乔依斯、威廉士及艾略特，他们都认为意象既类属心理学范畴，又是一个文艺学范畴。“意象”在心理学中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或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瑞恰兹说：“人们一直过分重视意象的感官属性，使一个意象具有效应的首先不是它作为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和感觉奇特地联系在一起的精神活动的特性。” “意象派”(或意象主义)首领庞德认为：“意象是在一瞬间理智和情绪的复合物”儿”。他认为，意象既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但“意象不仅仅是思想，它是旋涡一般的或集结在一起溶化了的思想，而且充满了能量”。
中国史论中所谓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与苏珊·朗格的“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其实道出了意象的实质：在真实物象中，渗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感与理性，它凝聚了作者对自然人生的主观理解。同时，与作家情感完美同构的意象，往往还具有丰富的象征性，因而能赋予作品更大的张力。艺术家总是根据自己的情感力度与方向，对于存储于头脑中的众多表象材料进行安排、调整、分解、改造与组合，最后形成一个不同于个别表象材料的全新意象;这个意象与艺术家所把握和感受的情感生活的力度与方向大体上同构，并且只有实现了这种同构，才能产生和谐的艺术形式。鲁迅的独特经历与他“疗救社会”的使命感，正促使他创造出众多“病”的意象，从而使这些“病态人物”一个个成了社会生活的标本，标示出作者对历史、现实、文化等深刻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因此，疾病在一定意义上己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话题，它同时也属于文化范畴。
二、隐喻：疾病意象投射社会性、精神性内涵的特殊手段
关于隐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比字”。简而言之，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名称用来命名该事物，逐渐被提升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世界观。隐喻思维就在于借助于想象性事物，以相对熟识的方式思考和认识隐秘而陌生的事物。从古至今，人类认识疾病的历史过程始终受到这种隐喻思维的左右，从而使“疾病”负载着各种想象与神话。在古希腊时期，疾病被看作是对个人过失、祖先犯罪、部落集体罪责的惩罚。在《伊利亚特》中，一开篇，荷马就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天神降瘟疫于希腊联军的画面。柏拉图在《国家篇》《政治篇》中把疾病的隐喻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他把社会比作家庭、比作身体，即一架由“头脑”控制与训练的躯体，机体健康的社会就会呈现权力秩序井然有序的状态。
在人与自然与社会的接触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意象感受。自然节律、四季变化、日出日落、人生场景、生老病死等等，都会留在人的脑海中形成复杂的意象“库存”。当作家进入创作过程时，他必然地要从自己的意象库存中进行选择，撷取最能发挥隐喻象征功能的意象，发现它与深层主旨之间的相似性、可喻性，也才能把自己的心理意象投射于其中，达到暗示和意指他物的目的。显然，鲁迅投入创作时在自己的意象库存中大量地选取了疾病的意象用于他所描写的事物或人物，并赋予自然生理意义上的疾病以深刻的社会性、精神性内涵，这种隐喻思维和艺术逻辑折射出了作家的一种创作意识和心理欲求，在某种意义上，这与他们的个人患病经历有关，也与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民族医生情结”有深层的勾连。
在中国近现代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疾病所负载的文化心理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更大程度上，“疾病”作为一种弱国子民的耻辱象征深深烙印在巾同人的身上。在国人的思维意识中，身体即等于病体，病体就等同于落后。每个志士仁人无不在考虑着国家的前途，自身的命运。知识精英更是“痛楚地感受着被欺辱的命运，想象着自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污辱、歧视和践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号”。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生存的历史大环境，鲁迅也不能例外。
三、疾病与鲁迅的文学创作
鲁迅一生都未能挣脱少年时父病的阴影，直到46岁写《父亲的病》时，父亲临终前的惨状还使他流露出了深深的负罪感。可以说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痛楚记忆，不仅对鲁迅日后的学医构成了决定性的触动，也改变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看法。鲁迅见证并经历了很多疾病，他“弃医从文”的故事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深意的寓言。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鲁迅自言做小说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立场，“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他的小说中，“疾病”从来都不只是生理性的疾障，而总是有精神性的指向，“病”成为了整个民族精神状态的隐喻，疗病也被引申为对民族精神的救治，是“启蒙”的一个比喻说法。在鲁迅先生笔下，农民的生活穷困潦倒，温饱问题难以解决，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更谈不上有什么人格尊严，如阿Q、闰土、七斤、祥林嫂、爱姑等，他们的生计没着落，他们的人性被压抑，人格被扭曲，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显得冷漠、麻木、愚蠢、奴性十足，心理都有点病态。病态的旧中国是鲁迅的愤怒之源，也是鲁迅的思想之源，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融人了病态的中国，为病态的中国愤怒、呐喊、思想，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奋斗。在上下求索中，鲁迅形成了他最基本的精神，即：痛恨上层社会的堕落，同情下层社会的不幸。
因此，鲁迅在创作中有一种“医疗者”角色的自我认同和把社会病态做为“患者”的角色指涉。早年医学知识的积累以及其它社会经历“催化酶”的影响，促使鲁迅最终弃医从文，从一个生理病医生转变为社会病医生。他的启蒙意识使他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而以文艺救治国民精神上的痼疾，因此鲁迅的批判模式为“医生/患者”的模式，即自己是社会病的“医生”，传统文化和国民性中的病变是他的“患者”，文学创作就是他看病开药的“诊所”和解剖文化痼疾的“手术台”。
四、结语
“疾病”穿越了鲁迅的所有文章和他的整个一生，也被他赋予了各种精神意义。鲁迅认为，文艺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精神的启蒙至关重要。作为一个自觉的启蒙作家，鲁迅致力于用手中的笔来疗救国民的疾患，而鲁迅本人的疾病文化心理又潜在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审美情趣，并最终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鲁迅对民族精神痼疾的发现与揭露，很大程度上是他这个一生都罹受各种疾病之苦的生命主体体悟与自我剖析的结果。正是鲁迅作为患者的深切感受，造就了鲁迅作为医生的天才与伟大。作为思想巨人与文学巨匠，鲁迅最具个性精神的思想无疑是“改造国民性”。在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者之中，还没有一位作家能够像鲁迅那样把“改造国民性”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思想目标。可以说，鲁迅终其一生是一位医者，一位中华民族平凡而伟大的特殊医者。取材“病态社会”“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是鲁迅作为社会病医生也是作为文学家思考社会人生的方式。无论是国民性的痼疾，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病态，无论是上流社会的堕落还是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逐一进行了揭示与针砭。
长期的观察、研究，个人的切肤感受，他认为，中国国民的病结就是长期受封建社会专制政体长期奴役和毒害的“陋劣”思想弱点以及“不争”的卑怯的人格缺陷。鲁迅在创作中有一种“医疗者”角色的自我认同和把社会病态做为“患者”的角色指涉。因此，借助于疾病意象，通过塑造一系列文化背景、生存环境、学识修养、气质兴趣等等不尽相同的病态人物形象，表现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和救治病态社会、病态人物的强烈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