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14-1915年对佛教才有一个透彻的理解，西方精神真正在鲁迅精神中生根应该在1917年左右，佛教对鲁迅理解西方精神起到了关键作用。鲁迅的西方式的个体精神也显现出独立的生命形态，外在于儒道这样的生命形态，一种独立的生命，鲁迅佛教的修智的体悟也影响了他对西方精神的接受。尼采看到基督教是欧洲的佛教形式，基督教实际上与佛教一样是追求舍己，无性别化，基督教的一种舍己就是对希腊罗马精神去性别化，完全弃世，鲁迅由于有一个彻底的佛教的舍己的修炼过程，这样鲁迅接受西方精神时，处在一个彻底的舍己这样的高度上，鲁迅在彻底的舍己的体悟中内在化西方精神，鲁迅对西方的接受就处于尼采分析的耶酥基督的佛教式舍己这样一个关键的价值转化点上，在这里，鲁迅的意志有一个彻底的决断。基督徒经过长时间的体悟，会发现鲁迅的德性实践与基督教的实践实际上是不悖的，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过程，从佛教的彻底舍己入手，尼采看到了耶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行为的佛教一般的自我舍弃，鲁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进入西方个体精神，所以，鲁迅人格很彻底，尽管鲁迅的西方接受并不十分丰富，但很纯粹，这样，从一个角度看鲁迅对西学接受不多，但换一个角度，觉得鲁迅已经很西化，很个体化了。鲁迅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窥见了永恒的瞬间。这是鲁迅人格为什么如此独立的主要原因。
这样，可以看到鲁迅实际上完整承传了儒道的生命力；佛教作为一种理智的清醒精神，一种生命力，没有完全出离世间的生命力，也独立存在于鲁迅的精神生命中；西方的个体精神也以一种独立的生命形态存在于鲁迅的精神中。鲁迅不断综合这几种文化精神，这样鲁迅就发展了儒释道传统文化精神，西方的独立人格也得到建立，传统文化也促使鲁迅形成自己的独特的一种西方式的个体精神，鲁迅的精神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并存的。
鲁迅的生命实践也是中国未来的文化精神的一种启示，文化精神就是一种生命，只有在大的范式中自我苏生，自我成长，儒释道已经有这样完整的生命形态，不会消亡，但也只是多元文化生命中的几种，文化肯定是多元，自我可以有单一的选择，但群体肯定是多元，在群体中只是存在多元中的价值重组问题，尼采的谱系学就是这样的意思，鲁迅的精神就是多元综合中形成的，对鲁迅来说，这样的实践很多是无意识的，鲁迅的内心往往冲突激烈就是多种文化争执产生的，这样，《影的告别》也是一种自我内心多元冲突的表达。
3.《希望》与中国将来的路：
“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南腔北洞集自选集》自序中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全集》 4卷455页。）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引用的是Petfi的诗句“‘希望’之歌”，由于这里鲁迅描绘的是一种或此或彼的内心状态，鲁迅直接对一种社会现实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但最后还是希望于中国的未来，在一种虚空的暗夜中希望，鲁迅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与《影的告别》的心态相同的，在探索未来的道路的中途徘徊，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来就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4.《过客》是一位中国未来道路的探寻者：
过客表现出了鲁迅探索中国未来道路的坚韧意志，“翁——阿阿。那么，你是从那里来的呢？客——（略略迟疑）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
客问老翁前面是什么地方，老翁回答是坟，坟这种意象很容易读解为存在主义，坟作为死的意象与鲁迅的启蒙信念有什么关系？鲁迅这里不是存在主义式的惟一者向死而生，鲁迅没有一种对神的诉求，一种内在对神的依附性。这就是说鲁迅作为启蒙者，一位西方式独立人格建立起来的启蒙者，牵引他的还是愚昧的国民，罹病的传统文化和当下社会。如果鲁迅不是作为一位先知式的引领着，鲁迅可能完全走向西方式的个体，这样就不会有内心的这样的行走的意志，过客的主要使命是寻求民众和中国未来的道路，鲁迅的焦虑就在这里。鲁迅的西方式的个体精神就依附在儒家精神中，与儒家的入世的责任感相表里，也生长出一种新的儒家精神，异质精神的综合，但还是相互外在。
5. 《墓碣文》的自我精神的死亡与复生：
《墓碣文》中看到了鲁迅面对死亡和离开死亡两种隐喻，这表达了鲁迅的内在精神的一个超越的过程，蛇的僵尸这样的意象是鲁迅的对恶的一种形象表达，传统文化总体上带有致死的疾病，僵尸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宋明理学以来传统文化的一种隐喻，“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鲁迅全集》1卷，364页。）鲁迅的西方的个体精神批判传统文化，但僵尸在鲁迅的内心并不代表全部的传统文化，鲁迅主要还是指宋以后的传统文化。
对“于一切眼中看见在无所有”，鲁迅这样说明，在《坟》的后记中，“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哪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找。在寻找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老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想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1卷，284页。）
鲁迅“在一切眼中的看见无所有”只是还没有找到出路的一种说法，鲁迅感到自己也深中了吃人礼教的毒，这种急欲从中抽身而不得，达到一个临界体验时就产生了自啮其身的蛇的隐喻，鲁迅的自剖精神主要还是由这吃人礼教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