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瞿秋白散文中的忏悔意识

时间:2017-06-09 我要投稿

  论文关键词:忏悔意识;俄罗斯;瞿秋白散文  论文摘 要: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瞿秋白的散文具有了深刻的忏悔意识,在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散文《多余的话》中他做了深刻的阶级自我、个性自我、自我的忏悔。忏悔意识使瞿秋白的散文显现真诚严肃的品格。

  在中国史上,瞿秋白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堪称散文史上优秀的作品。与其他现代散文作家的作品不同,兼具文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瞿秋白的散文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笔者称之为政治散文。瞿秋白散文的政治性体现在其散文中蕴含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审丑意识和忏悔意识。本文讨论的是其散文作品中的忏悔意识。

  忏悔本是人类基于对原罪的恐惧和对天国的向往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宗教情结,忏悔意识是的精神特质。在西方出现了众多体现忏悔意识的经典作品,如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在中国中忏诲意识向来不强烈,对忏悔的描述也不多。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是“拿来主义”的功绩。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外文化接触、碰撞中,汲取和借鉴了外国文学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作家在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将忏悔意识注入中国文学中,使中国文学开始了自我认识和自我的旅程。

  瞿秋白的忏悔意识来自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瞿秋白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几乎都和俄罗斯文学联系在一起。瞿秋白的文学活动是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浸润下进行的,不论其文艺思想、文学评论还是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摆脱不了俄罗斯文学的印迹。正如有人所说:“俄国和俄罗斯文学引导瞿秋白在寻求光明的道路上奋然前行。”忏悔意识是俄罗斯的精神特征之一,正如赫尔岑所说:“在俄罗斯精神中有一种特征,能够把俄国与其它斯拉夫民族区别开来,这就是能够时不时进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过去,能够以深刻、真诚、铁面无私的嘲讽眼光夹观察它,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没有那种顽固不化的自私,也没有为了获得别人的谅解因而归咎自己的伪善态度。”忏悔意识渗入到俄罗斯文学中,主要表现为作家的自我反省精神、自我批判的态度或深刻的自我分析。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比比皆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通过表现主人公的思考、追求和苦闷,显示出了贵族阶级自我反省和检讨的意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毕巧林对自己虚度一生的和批判,对自己生命的意义的拷问,以及对自己每一个行为都作了无情的解剖,体现了个人内心世界的反省;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更是被赫尔岑称为“现代俄国可怕的忏悔”;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是“无所顾忌地解剖自己”的最后的绝唱;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集中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在《我的生活》、《忏悔录》、《回忆录》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无情的自我暴露和深刻的自我忏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以“灵魂的拷问”为形式的忏悔。

  对于俄罗斯文学中的忏悔意识,瞿秋白特别留意。他多次论述到俄罗斯文学中“忏悔的贵族”,赞叹“忏悔绮年”的普希金,敏锐地注意到美海洛夫斯基在《转变中》描写的非个人而是“的自觉”的“贵族的忏悔”。体现忏悔意识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人生思索和文学观念。在《饿乡纪程》第二至五节中,瞿秋白以自传的形式记叙了自己的家庭、出身、谋生、求学、思想变化的经历,在读者面前坦露真我,在《赤都心史》中这种自我认识、自我忏悔更加深刻和自觉。而其在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简直就是一篇自我剖析、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忏悔书”。

  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瞿秋白自称“忏悔的贵族”,说自己具有小布尔乔亚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实际上,这种自我分析,自我解剖,正是瞿秋白作为一个正直真诚的知识分子突出的性格特点,李泽厚说:“知识者除了歌颂,便是忏悔”。瞿秋白对自我的忏悔是全方位的、彻底的自我否定与批判,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一、破产的士的阶级——阶级自我的忏悔

  对阶级自我的忏悔首先表现在对自己所属阶级、社会地位的否定与批判。瞿秋白在提到俄罗斯“忏悔的贵族”时,尤为注重的是他们“自己牺牲家庭的幸福,上等人的特权”而“往民间去”的决心。作为中国的“忏悔的贵族”,瞿秋白首先否定了自己出身的阶级。他诞生于“士”的阶级的家庭中,旧时代在社会上享有特权,是所谓的“治人之君子”。对于这样的阶级,他清醒地看到了其丑恶、阴暗和腐朽的面目,因而他的批判便鞭辟人里:“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诽诅咒毒害,无所不至。”(《饿乡纪程二》)对自己的出身阶级,对自己的家庭,瞿秋白给予了无情的揭露,暴露出旧的封建官僚阶级的无能、空虚和伪诈。对本阶级的批判表现了瞿秋白封建社会“逆子贰臣”的叛逆心态。

  对成长于这种家庭中的“自我”,瞿秋白是很不满意的,对自己的弱点缺点,他毫不留情地揭发披露并加以自责式的批判。他忏悔自己“绅士阶级”的死要面子,无能无为。在《多余的话》中,字里行间透露着瞿秋白对那段生活的忏悔,对自己“始终没有脱掉的绅士意识”的谴责:虽然家境早已破落,但“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士的阶级”的颜面还要维护。这一“必须”包含了多少辛酸、苦痛、无助、无奈,还有窘迫、届辱:家里没米煮的时候,还用着仆妇,积欠了她好几个月的工资;为了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40多元的裁缝债。而作为绅士阶级的“少爷”他自己“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面对这样的生活,瞿秋白倍觉心虚无聊:“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不让说是无赖呵!”(《饿乡纪程三》)

  瞿秋白毫不避讳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封建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他坦然地说,悲惨的环境,“家庭旧培植扶助”,将“我牢锁在心灵的里”,“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人’。”(《饿乡纪程三》)我心灵的“内的要求”与“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相矛盾,这种家族带给“我”的是与生俱来的“痛、苦、愁、惨”。(《饿乡纪程二》)垂死的家族制给“我”造成的痛苦深入骨髓,“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大家族之中道貌岸然的人际关系,使我感到人生的昏昧,怀疑人生的意义,导致“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饿乡纪程二》)

  二、中国之多余人——个性自我的忏悔

  对于自己的个性,瞿秋白作了深刻的自我分析,称自己是中国之“多余的人”。“多余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形象,是贵族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这些人厌倦了上流社会空虚乏味的贵族生活,希望寻求有意义的新生活。然而贵族并没有让他们获得有用的知识和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毅力,加之他们自身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以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最终成了一事无成、毫无用处的多余人。在《俄国文学史》中,瞿秋白认为这是当时俄国知识界的通病,他们“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英雄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现象……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的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人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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