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方法探究论文
俗话说：“宝剑配英雄，红粉送佳人。”进行学术研究，我们只有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摒弃“一刀切”错误观念，依据研究对象去挑选特定和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就。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延伸及发展阶段，其发展的历史还不足百年，与中国古代文学相比，其取得的研究成果还十分有限，但8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得到了广泛的借鉴和利用，精神分析理论，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原型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西方理论和分析方法逐渐地被引进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突破与学术研究的创新。
一、传统史料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延续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具体的、生动的、历史地存在的，我们只有实事求是，从材料出发，强调“史在促我思”及“我思故史在”的科学精神，遵循以史料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实证主义，才能发现那些因历史而尘封的珍贵文学材料，才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进入新的领域。
史料研究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方法，中国文学中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可追溯至清朝的乾嘉学派的朴学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就是实证主义的践行者。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他一再强调“多闻阙疑”，反对“穿凿附会”，他说：“余尝欲撰《尚书志》，尽阙其不可解者，而但取其可解者著之，以自附于孔氏阙疑之义。”在《毛公鼎铭考释》中，有些地方他直接以“未详”二字注之，这种在治学上“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实事求是之意”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方法有过极其扼要的说明，即为“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况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下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迹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宋大曲考》等是也。”这种实事求是、小心求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五四时期被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看作治学之本。
新时期作为史料研究的实践者，刘增杰教授首先把研读的视野回归到繁杂而陈旧的史料中，并通过长期的实地考察，以期“回到原初”、“回到历史的现场”。通过对稀缺珍贵的文学史料的抢救和研读，刘增杰教授和他的课题组成员成功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史料》(上、中、下三册)，继而他又推出《抗战诗歌》《迟到的探寻》等著作，这些均成为相关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的参考史料。正是刘增杰教授这种坚持以史料为主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使他回到了历史的原初，体验到了真实的历史语境，避免了当代研究中的偏执与主观化，还原了解放区文学丰富多彩的原貌，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研究迈向了一个更高更新的领域。
二、西方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一)“神话—原型批评”的应用
在文艺学范围内，人们逐渐把对神话的兴趣升华为一种研究宗旨、批评方法乃至理论体系，1957年，加拿大学者弗莱(N.Frye)在《批评的解剖》中系统阐发了该派的批评理论，正式确立了以原型概念为核心的“原型批评”观。“神话—原型批评”这一研究方法的引入和运用，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另辟蹊径，取得了令人瞩目而新颖的重大研究成果。
马一夫在《<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原型及其他》一文中灵活地运用了“神话—原型批评”这一理论和方法对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篇文章进行了新的探究。关于《人生》，他指出该小说在思想倾向、情节模式、人物设置等诸多方面都与我国传统文学(包括民间文学)之间存在着模拟与“原型”或“母题”的关系。例如他认为高家林情变的基本格局即为：郎才女貌—痴情女子负心汉，高家林和刘巧珍、黄亚萍之间的爱情纠葛和王宝钏与薛平贵的.爱情传说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只是结局不同罢了。高家林的命运轨迹正如陕北民歌中“骂一声哥哥不成才，卖了良心才回来”的描述一样，其和传统文学中“卖良心”的形象及整体特征是一致的，如陈世美、李登云等。在《平凡的世界》中，马一夫认为传统文学的“原型”或“母题”也普遍存在，例如他在文中首先引用了双水村“神仙山”的传说，双水村村民是“神仙”的后代，现代双水村的故事是“神仙山”传说的延展。村民们的爱情是“人神之恋”，例如孙少安和田润叶、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的爱情悲剧就是传统“人神之恋”的必然结局。作者马一夫从“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入手，对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使广大读者从新的角度对这些作品有了新的认识，不仅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更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方向。
(二)精神分析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突破
精神分析理论是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创立。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历程分为三层，上层为意识，中层为前意识，底层为潜意识，他认为潜意识是遭受过压抑而被摒斥于意识领域之外的，而这种被压抑的欲望主要是性的欲望。但人的诸多欲望不可能得到全部满足，而大部分被压抑下去，这种欲望的压抑就不可能不造成心理上的压抑与郁结。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高远东的《<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一文可以说是对精神分析理论运用的典范文章。在我们大家看来，《荷塘月色》是现代散文的典范，被誉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以前的诸多研究往往从文本的语言特色、形式艺术等方面来对它进行观照。但高远东则从文本中意象的隐喻与象征角度，巧妙地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探究那些优美意象背后隐含的作者的情感、精神和哲学。在文中高远东认为朱自清先生“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并非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造成的，而是作者内心的意欲与外在理性化约束的对立统一的表现，其中隐含着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及厨川白村的活力论生命哲学。通过高远东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荷塘月色》这篇散文是朱自清先生内心被压抑的欲望的一种展现和流露，正是作者暗藏内心的个人欲望与现实环境的格格不入，自己对理想生活的渴望与现实生活的矛盾，自己渴望走出家庭与肩负丈夫、父亲职责的冲突等种种骚乱使朱自清经历了一个波澜起伏的心理路程。由此可见，精神分析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使我们对《荷塘月色》这篇经典美文有了一个更深更全面的理解。
西方的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长足的发展，除了以上两种著名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外，还有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生态文学批评等诸多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我在此不再一一举例。但进行学术研究在重视研究方法的同时，我们万万不能忘记了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首先要学会做人，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心理素质和人文素质，做一名合格的学术研究者。总之，文学研究这个特殊的职业不仅要求我们要学会挑选正确的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还要求我们具备良好的学术素质，我们只有秉持方法与做人二者的相互结合和统一，才能最终在文学研究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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