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我两忘之文学创作方法论研究论文
摘 要：“物我两忘”的文学创作方法，既不是“以我观物”，也不是“以物观物”，而是主体与客体在两忘中互相消解、融合。这一方法注重主客体间的双向交流，注重“物”与“我”二者的交融。
关键词：物我两忘; 会心
本着天人合一的基本哲学观和异质同构的思想，中国古代文人在心物交融的主客体关系中，“取式于自然与人事”[1]，引发出其对自然的新的观照和审视，并在“仰观”与“俯察”之中达到对心灵世界的领悟。这是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纯净胸襟和真切感悟，而其中的深层意蕴，则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自觉，使自然物获得本身独立的存在。自然美被作为独立的美学范畴受到普遍重视，在自然美的客观认识与表现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并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自然成了人的生命本体和精神自由的象征。这体现为一种心物交融的方法论。王国维分成三种类型来分析：第一种是以境胜，即以“物”为主，即以“我”服从于“物”，主体服从于客体；第二种是以意胜，即以“我”为主，“物”服从于“我”，客体服从于主体；第三种是意与境浑，即主客体平衡，“我”与“物”浑融为一，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2]。这其中包含了“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物我两忘”三种方法论。本文主要讨论“物我两忘”的方法论。
一、“物我两忘”之法的理论内涵
王国维认为“物我两忘”既非“我”胜“物”，也非“物”胜“我”，而是在两忘中互相接近融合，物我一体，达到一种平衡浑融、意与境浑的境界。在这一过程中“心”与“物”相互选择、相互作用，从而达到统一，即“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也就是说，在物我感应中，既非“以我观物”，也非“以物观物”，而是在“物”与“我”的两忘中互相接近、融合，主客体化成一体，即“意与境浑”[3]。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诗人观物，既有由“物”及“我”的一面，也有由“我”及“物”的一面，正如《文心雕龙·物色》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诗人感受外物之际，头脑中的联想、类比无穷无尽，流连于万种事象之间，低声吟咏于视觉听觉所感受的事物，描写事物的气貌，追随事物的运动，描写事物的颜色和声音时，则“亦与心而徘徊”。在面对“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的自然对象时，主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用“心”随“物”以宛转”，而“物”亦与“心”而徘徊”，身外之“物”即心内之“物”，心内之“物”亦即身外之“物”，“心”与“物”极尽流连之趣。在创作过程中“心”始终是主动的，用心去“随物宛转”，去侔色揣称地加以形容刻画，因此“随物宛转”的过程也就是“与心徘徊”的过程，是以心驾驭物的过程。[4]也就是宗炳《画山水序》中的“应目会心”，“目亦同应，心亦俱会”。意思是说，在心物交融中，主体以澄澈虚静的情怀体味宇宙大化之象，目到之处，心亦跟随。“会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山水向人的心移动，同时，人的心也向山水移动，达到心物交融。用现代的术语说，就是主体以心灵直觉领会，直抵山水的本性，而山水的本性中也映现出人的本性。正如李渔《笠翁文集·梁冶湄明府西湖垂钓图赞》曰：“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如《庄子·齐物论》曰：“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庄周梦蝶，梦与现实人心融为一体，不知是“我”化成了蝶，还是蝶变成了“我”，展现为心物交融、主客体化而为一的一幅图画。人化为物，物化为人，物中有人，人中有物，浑然一体，难分难解，而主体于此中获得精神自由。可见，这一种观物的方法是主体不知天地万物与自我的区分，达到物我两忘，主客体齐一，正如庄生梦蝶，庄生在翩翩飞舞的蝴蝶身上见到了自己的影子，蝴蝶的自由自在飞舞象征了庄生追求自由的理想，是庄生人格的显现。
二、“物我两忘”之法的理论拓展
“观”的这一种方法论是通过“心”与“物”的双向运动，达到“物”与“我”两方面的交融。这是一种主客体的双向交流。正如杨万里《跋丰城府君刘滋十咏》曰：“丰城府君爱山成癖，不知身之化为山欤，山之化为身欤？”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一画章第一》曰：“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主体之神与客体之山川相遇，“我”是经过山川陶冶的“我”，山川的气质已渗入“我”的身心；而山川经过“我”的神思感悟，原有的形迹也发生变化，已富含我的审美观照和理想。二者在审美过程中的互相渗透和融合，产生主客体融合为一的山水画形象，在似与不似之间创造出出神入化的艺术之美。李白《独坐敬亭山》曰：“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诗人与山为伴，不知是人化为山，还是山化为人，相看两不厌，物我同化。如李商隐《无题》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物即是人，人即是物，实难分清。如陆游《卜算子·咏梅》：“绎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与人交融为一，人化为高洁、孤独、寂寞的梅，同时，梅也是高洁、孤独、寂寞的人。刘熙载《艺概·诗概》曰：“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薪’，物亦具我之情也”。宋代诗人陈与义《襄邑道中》：“卧看满天云不知，不知云与我俱乐”。清代邹一桂《草虫》（《小山画谱》卷下）：“宋曾去巢无疑，工画草虫，年愈迈愈精。或问其何传》无疑笑曰：‘此岂有法可传哉？某少年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而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时，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总之，这是“心”与“物”双向建构的结果，主体因同化了对象客体而获得新质，对象客体也因灌注了主体的审美意识而不再属于自然形态，从而体现出一种和谐的创造。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对此也作出分析：“物我两忘的结果是物我同一。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时，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我和物的界线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自然打成一片，在一块发展，在一块震颤”[5]。
综上所述，“物我两忘“的文学创作方法，立足于内部的情感世界，以直觉与感悟达到超越，在物我同一中达到对无限的体认，重直觉而内化，是物与心之间的交融，是人与自然之间交流和对话。主体作为一切自然关系总和的审美者将审美与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在向自然开放感官的过程中，通过直观和体悟与自然沟通，在与自然的互动互感中，在精神上把握无限与永恒。对此，熊十力在《答马格里尼》中认为这是“注重体认的方法”，是对物象的观察和体悟的直觉。“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二《答马格里尼》）。总之，“物我两忘”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基础上，涉及身体和自然的关系，始终保持亲和自然的人生态度，通过身心的交流而得到升华，实现对心灵的再发现。“物我两忘”作为观物的重要的方法，揭示了中国人独有的观物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出强烈审美生命的活力和张力。
参考文献：
[1]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体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4.
[2]郁沅.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124.
[3]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惠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256-257.
[4]刘明今.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6.
[5]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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