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赋与小说两种文体渊源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赋的文体特征对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的影响，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参考。
前言
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曾说过:“一种文体与其它文体相互渗透与交融，吸取其它文体的艺术特点以求得新变，这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重要途径。”小说作为中国古代诸文体中晚出的一类，在其走向独立的进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其他各种“早出”文体的养分，举凡诗、词、歌、赋、曲、文乃至书札、奏疏、判词、祭文等各种应用文体，均可在小说文本内找到立足之地。
其中，赋体文学由于集抒情与叙事为一身的文体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普遍利用的文学样式。在赋体文学与小说这两种文体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交叉影响是普遍存在的。在对两种文体的研究过程中，无论是赋学研究者还是小说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融合与交叉，尤其是近年来，关注赋与小说关系文体的学者越来越多，相关成果也被陆续发表。笔者对学界近五年来有关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的研究状况进行概括和总评，以期使读者对这一新的研究热点有更深入的了解。
赋作为《诗》、《骚》之后的又一文学样式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反映在小说方面，则主要是赋体文学的客主问答叙事体与小说文体形成之间的联系。前辈学者对此早有论释，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强调了这种渊源关系:“又有《卜居》、《渔父》，其设为问难，恢复履韵偶句之法，则颇为词人所效，近如宋玉之《风赋》，远如相如之《子虚》、《上林》，班固之《两都》皆是也。”
任中敏先生对此则看得更为深透，他说:“盖赋中早有问答体，原于楚辞之《卜居》、《渔父》;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乃入《子虚》、《上林》及《两都》等赋。大抵首尾是文，中间是赋，实开后来讲唱与戏剧中曲白相生之机局，亦散文与韵文之间，一种极自然之配合也。赋以铺张为靡，以诙诡为丽，渐流为齐梁初唐之俳体。其首尾之文，初以议论为便，迨转入伎艺，乃以叙述情节为便，而话本剧本之雏形备矣!”
实已明确指出了问答体为后世叙事文学之滥觞。郭绍虞在《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一文中指出“小说亦受哲理文或辞赋的影响”，甚至赋就是“小说之滥觞”。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根据杜笃《首阳山赋》中伯夷、叔齐之鬼语，“玩索是篇，可想象汉人小说之仿佛焉”，提出了“汉赋似小说”的观点。
前辈学者们对于赋体文学与小说的关系的论述多集中于问答体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影响，虽然多为概括性的总结，但也为后辈学人继续探讨赋与小说关系提供了研究思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批研究者从文体学角度对赋体文学与小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专辟一章探讨辞赋与小说的关系，具体论述了赋体文章虚构人物和精细描绘客体世界等特色对于古人叙事思维成长的意义和对小说文体形成的影响。日本学者竹田晃在《以中国小说史的眼光读汉赋》中也提出了在汉赋中存在着最早的虚构文学的观点，并且认为汉赋作为中国小说史萌芽期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自己的价值。它不仅自身具有浓郁的叙事色彩，而且对整个叙事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进入21世纪，赋与小说的关系研究成为新的热点，近五年来专门讨论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的论文有近30篇，一些研究赋体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在探讨赋的文体特征时也涉及到赋与小说的关系问题，例如伏俊琏的《俗赋研究》、周兴泰《唐赋叙事研究》等。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赋与小说两种文体之间的渊源关系的研究;二是对古代小说作品中赋作的研究。
一、赋对小说的文体影响研究
有关赋与小说两种文体渊源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赋的文体特征对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的影响。首先引起学者注意的是赋体文学“遂客主以首引”的问答结构，《汉书·艺文志》中有十八篇客主赋，主要运用了客主问答的叙事法。这种叙事法早在传为屈原所作的《卜居》、《渔父》中就已见到了。《卜居》叙述屈原与郑詹尹的问答对话，《渔父》则以屈原与渔父对话为主，并在结尾引一首楚歌，即《沧浪歌》。以诗歌作结后来也成为中国小说的创作定式。宋玉赋进一步巩固了这种问答式的叙事结构，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等。入汉以后，枚乘仿宋赋写成《七发》，“遂客主以首引”遂成汉代大赋之定式。由屈原首创的虚构手法，被宋玉、司马相如、陆贾、张衡等人继续发扬，形成汉代特有的叙事赋，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汉代以后的赋文仍有不少保留了客主问答的格式，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赤壁赋》与《秋声赋》，敦煌俗赋更是大量运用对话。赋体的问答式结构与中国古代小说重视人物对话的创作传统有密切关系，此种观点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2007年程毅中发表的《叙事赋与中国小说的发展》梳理了发端于楚屈原、宋玉，发展于两汉魏晋的叙事赋的演化轨迹，通过对重要作家如宋玉、张衡、曹植等人典型作品的剖析论证了叙事赋对于小说的重要影响，并强调叙事赋的虚构手法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陈春保在《汉大赋主客问答的叙事特征》中的观点与程毅中相同，他也认为汉大赋的叙事特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文章列举了26篇具有主客问答特征的汉大赋以验证主客问答方式所具有的叙事因素，可惜文章述大于论，在整合了诸多主客问答赋之后，对其中的叙事特征却仅以概述性文字简略带过，未详加分析。
2007年傅修延的《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认为赋体文学反复敷陈的铺叙手段与“遂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以及“卒章显志”的讽喻功能对后世叙事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分别从赋的产生，赋体的铺叙、客主问答、讽喻特征，俗赋与小说关系，赋的没落共六个方面详细阐释了赋在中国叙事文学的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程毅中将叙事赋的源头归于屈原《卜居》、《渔父》不同的是，他将第一篇以“赋”命名的作品———荀况的《赋篇》作为赋体文学的起点，并以此为例讨论赋与叙事演进的关系。相较而言，傅修延的追溯将赋体文学与小说的关系提前到了先秦，突出了《赋篇》在叙事文学演进中的地位，言之成理，可为一家之言。与前人相较，傅修延将赋与小说的联系外延进行了扩展，并逐一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例证，另外文章提出赋体的韵诵传统于小说中的韵文的联系问题也值得研究者深思。
徐扶明先生认为:“古典戏曲作品中的赋体文，乃是来自宋元话本。因为，宋元话本中描写人物的服饰、体态、行动以至环境，往往采用赋体文。
其实，赋有两种，一为民间赋(民间说话艺术)，一为文人赋。这两者，对后世话本、戏曲，都有过影响。”
徐扶明先生所说的民间赋其实就是学界通常所说的俗赋，指的是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为数不少的以“赋”为名的作品和虽不以“赋”名篇但其实是赋体的作品，用通俗诙谐的语言叙述故事，句式多为民间歌谣式，与传统赋作风格截然不同。郑振铎、容肇祖、傅芸子、程毅中等分别把这类作品叫作“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和“俗赋”。这些俗赋的面世证明了赋起源于民间，与说唱艺术密切相关。(胡士莹先生认为赋源于民间说唱艺术，“赋是在民间语言艺术的基础上，由口头文学发展而成的书面文学。”)而其中大量的故事俗赋与后世的说书极其相似，如《韩朋赋》、《燕子赋》。因此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俗赋与小说的联系。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篇《神乌赋》，以拟人化手法讲述了一对雀鸟的故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完全一样。由此可见西汉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俗赋，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小说特征，即讲述虚拟故事及演绎历史传说等。新的史料文献的出土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对于俗赋与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之间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深入。西北师范大学教授伏俊琏关于俗赋的一系列论文颇有见地。在《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中提出:“赋这种文体是源自民间的，它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以及民间争奇斗胜等伎艺相融合的产物。”俗赋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给后世的其他通俗文体以巨大的影响，如戏剧、南朝以来形成的讲经文、变文、唐宋话本等。廖群的《汉代俗赋与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以《神乌赋》、《韩朋赋》为例证实了汉代俗赋中存在的小说因素，并由此认为:“汉代俗赋恰恰具有民间的、市井的特点，而它们又是来讲诵的，所以，它们实际上就是汉代的类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研究中，它们亦应该居于一席之地。”
将俗赋与小说的关系研究更向前推进了一步。白晓帆的《俗赋与小说的关系———由刘勰的〈文心雕龙·谐隐〉谈起》从刘勰将谐隐比作小说(即是承认了俗赋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引入探讨俗赋与小说的关系，观点虽已陈旧，但提出具有俳谐特点的俗赋的发展与宫廷娱乐的需要密切相关，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苏腾的《先秦两汉故事俗赋与古小说之发生》将小说的起源追溯到更远的上古诗歌中的叙事因素，即“民间故事”，同时也受惠于神话、史传、诸子散文和赋等多种文体。认为故事俗赋具备了叙事性、形象性和虚构性三大特征，又被冠以“类小说”或“准小说”之名，直接或间接地为小说创作提供故事构架，丰富拓展了小说创作的题材。文章借鉴了伏俊琏对于俗赋的分类标准，对故事俗赋与小说产生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近年来出现的有关赋与小说关系的论文还有王景龙的《赋的叙事及其对小说生成之影响》、陈松青的《论汉赋的小说化叙事》、王猛的《赋与古代小说的关系》等文。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赋与小说文体关系研究正在走进学者的关注视野并已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综上所述，赋体文学兼具抒情与叙事两大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其中的叙事因素对汉以后的小说、戏剧等文体都有深刻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又分别对赋体文学的表现手法、体式结构、题材、功用等方面与小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对俗赋中存在的叙事要素与小说的关系关注最多，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看来，尚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的成果，如何以本民族的叙事理论研究传统叙事文学的演进过程，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二、古代小说中的赋作研究
自唐传奇以来，中国古典小说在体裁上便呈现出“文备众体”的艺术特色，其特点之一就是小说中穿插着大量的诗词歌赋。探讨赋体文学与小说的关系当然也不能跳过对小说作品中的赋作的研究。近五年来，针对小说中的赋体文学作品的研究论文有十多篇，多集中于对作家和作品的个案研究，如姜子龙的《论曹雪芹的赋作与赋观———从〈警幻仙姑赋〉的形式和意义所见到的》、苏腾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插入赋及其意义》及《〈西游记〉中的赋及其意义》等。带有通代性质的研究论文有王连儒与白青共同撰写的《志怪小说与诗赋》，另外首都师范大学踪凡教授指导的两篇硕士毕业论文(王栋《清代小说中的俗赋》及张敏《对明代小说中赋作的初步研究》)，也以明清小说中的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述评类的论文有陈恩维、赵义山的《古代小说中诗词曲赋研究综论》，对从宋末开始直至2008年期间的针对小说中融合诗词韵文现象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作者认为:“前贤今彦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融合诗词的现象的研究，由对小说中诗词作品的价值评判到多重视角的综合研究，由零星感悟到系统论述，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日益走向深入，显示了不同时代之间学术研究的演进。”同时也指出在研究视域以及不同文体之间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展开和深化。
对于小说作品中的赋作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对赋作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艺术特色等方面。研究者普遍认为赋与小说有传承关系，小说作品中的赋作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明清小说中大量的插入式赋作对小说叙事有辅助作用，包括凸显人物形象、渲染气氛、描写场景、抒情言志、增强形式美等。大多数论文都根据不同的小说作品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例如侯宏玉的《诗、词、赋入小说对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影响———以〈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为例》、苏腾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插入赋及其意义》及《〈西游记〉中的赋及其意义》、王思豪《话说〈三国演义〉中的赋及赋论》等。
李季的《探析〈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赋体的运用》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雅赋和俗赋分别进行了分析，认为小说中的雅赋的主要功能是体物摹景、抒情言志，俗赋则主要用于描写人物形象和战争场面，《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雅俗杂陈的赋作表现出作家创作中的雅俗文学观念的交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文通过小说中的赋作探讨了小说作家的创作心理，如姜子龙的《论〈警幻仙姑赋〉的赋学涵义———兼论曹雪芹的赋体创作倾向》，陈才训、时世平的《论蒲松龄的诗词骈赋素养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等。
相较而言，近年来，在有关小说中赋作研究的论文中，具有断代色彩的论文价值更高一些。首都师范大学王栋、张敏的硕士毕业论文《清代小说中的俗赋》、《对明代小说中赋作的初步研究》
分别对明清两代小说中的赋作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在前代研究者中是很少见到的。《清代小说中的俗赋》对大量清代小说中赋作的内容、艺术特色、在小说中的作用及不足、与小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进行了分章论述，认为俗赋正是由于满足了接受主体对于通俗性的需要，才能脱离文人读者群而在小说中获得新生，从而使赋的创作特征得以延续，甚至转化为小说的创作特征。《对明代小说中赋作的初步研究》则对有明一代小说中的雅赋和俗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例证丰富、材料详实，不过多集中于对赋作本身的探讨，对小说的主体性重视不够。徐德明的《中国白话小说中诗词赋赞的蜕变和语言转型》从韵文与白话的关系入手，对赋与小说的关系进行了拓展。他提出:
“新文学史论只论从‘古文’到‘白话文’，这片盲区也太大了点。”认为:“白话小说的古今演变，大要在韵散共生的表演和章回形式结合的叙述转变为现代白话的多音散文叙述，诗词赋赞的蜕变与白话语言的转型是标志。”对中国古代小说中韵文与散文系统的此消彼长提出了合理的解释，给古代小说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对赋体文学中叙事因素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赋对后世叙事文学样式的影响受到较多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着力对赋与小说两种文体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或宏观或微观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论引导，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理论，因此在研究深度上总有欠缺。总体看来，关于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的研究是客观和有价值的，但在两种文体联系的成因及其影响等方面还可做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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