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小说的启蒙立场和审美选择

时间:2018-01-02 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摘要:刘醒龙是新时期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自1984年至今,他的小说创作在自我涅槃中走向经典。综观其小说作品,主要具备如下特点:其一,把启蒙作为书写立场,始终以中国文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聚焦社会问题,拷问时代灵魂,呼唤国人良知。其二,把现实主义作为审美标准,再现中国百年进程,坚守平民立场,不断突破传统写实的技法,使诗性与理性达到完美统一。刘醒龙与莫言、阎连科等人一起,代表了“50后”作家取得的非凡成就。

  关键词:小说 现实主义 启蒙

  “文坛快手”刘醒龙凭借大量富有历史意义、思想深度的小说作品,不仅斩获了“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多项殊荣,而且越来越成为国人精神的激励凭依,他以思想的光芒照彻了当代人的生存,在经典化的道路上举步前行。正是出于其作品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本文将以其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努力把握刘醒龙写作活动的话语指向和审美追求,并以此透视“50后”作家的创作范式。

  一

  刘醒龙属于20世纪50年代生作家,这一代作家的童年记忆充斥着风起云涌的全民大跃进、政治批判斗争,于是集体主义价值观、理想主义情怀、革命性方式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因此他背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进行着道德理想的载道创作。当“50后”作家面对文革这场历史灾难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乱象时,很多人自觉地承袭了“五四”传统,拿起“启蒙”这一武器,开始书写广大民众的精神、命运,以此来完成道德感召和历史引领的重任,刘醒龙便是其中一员。

  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将“启蒙”作为立场,把视野放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现场”,有力地介入和影响着国人的精神生活。他的作品主要从两个方面给予“启蒙”:一是思想文化方面,表达了对人性的批判、赞美与反思,重建着人道伦理;二是社会政治方面,体现了对中国百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政治实践、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审视与话语评判。许多小说作品将这两方面的启蒙紧密融合,使人性剖析与民族命运高度共振,如《村支书》叙写望天畈村方支书毕其一生之力为全村百姓服务却遭遇村长等人的阻拦,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仍旧贫苦、破败的乡村境况以及基层干部的工作困难;《威风凛凛》采撷西河镇半个世纪的历史烟云,讲述爷爷、五驼子、金福儿、赵老师四个“威风凛凛”的人物故事,既真实再现了历史进程又揭露和批判了愚昧落后的文化心态;《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借青年农民陈东风进城打工聚焦城乡矛盾和国企管理,揭示出向现代文明迈进的社会却逐渐丧失劳动与仁慈这些基本生存技能和道德原则的问题;《寂寞歌唱》聚焦国企改革、外商投资,塑造了以林茂为代表的新一代工人领袖果敢、聪慧却又投机、钻营,在情爱与工作中丧失责任、只顾私利的形象;《痛失》讲述朴实善良、一心为民的西河镇委书记孔太平在官场蝇营狗苟的熏染下人性变异的过程,展示了某些政府干部在钱权色中沉沦堕落及互相倾轧的政治斗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故事有一种悲剧意识贯穿其中,作者以幽思悲悯之心直逼现实人生,再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重大时代问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理想被金钱裹挟,精神与理性不断坍塌的现实状况。当然,面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经济至上的商业环境及时代迷惘,刘醒龙并不消沉悲观,每部作品仍不失精神亮色:方支书以生命捍卫百姓利益;赵老师虽命殒却用文明培育出更多民主平等、独立自尊的人格;陈东风回归农村用劳动固守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孔太平一路高升却越来越迷惘自责仍不忘公仆之责,等等。作者用如椽之笔努力塑造这些形象的可贵一面,以期引导人们从价值观念的蒙昧中解放出来,构建人之生存所必需的良知、信仰与追求等意识形态体系,改变人们浮躁、惶惑与孱弱的精神状态。

  的确,刘醒龙的启蒙情怀往往寄托在作品某个人物形象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余校长、曾本之、林奇、石望山、陈二小等扬善避恶的男性形象,也看到了梅外婆、雪柠、桃叶、宛玉等温婉坚韧的女性形象,他们都在以一己之力来救赎一方,给人以苦涩中的甘甜,艰难中的希望。除此之外,作者也常借自然意象来隐喻现实,微现主观意识。《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大蛇隐喻着对社会惰性的愤恨;《圣天门口》中的驴子狼则是对人类暴力罪恶的揭露,而小教堂的钟声又寄托着作者对忏悔意识、宽容待人的呼唤;《蟠虺》中的青铜重器象征了谦谦君子的美好品格;《爱到永远》中的雷电喻示了小说情境与人物性格的迅速转变,突现了命运的不可知。作者通过这些意象的建构,以更为隐秘的手法来寓怀启蒙精神,慢慢渗入广大民众的精神与生存,从而对社会中的新旧蒙昧达到有效的批判,对人性良知进行自觉的捍卫。

  刘醒龙将审视的目光投向光怪陆离的社会环境,叩问物欲横流中信仰与道德理想的价值,努力用文学书写来铸造伟大的民族魂。

  二

  文学在草蒿初拓之际就以现实主义、民间视角作为审美技巧,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逐渐遗落,文学负载着沉重的政治图谋,于是,国家意志充斥在大量的小说创作中,政治理念标识随处可见,荒谬空洞的说辞、缺乏灵性的文字使当代小说发展坠入谷底。文革结束后,正值当写之年的1950后作家首先觉醒,他们以强烈的责任感将自己的叙事建立在社会生存的现实焦点上,回归民间生发艺术的路径,重铸起作品的现实风格和民间立场。

  出身于乡村干部家庭的刘醒龙,对乡村、百姓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注目乡土,采取现实主义叙事策略成为他的必然选择。但他并不同于新写实小说一地鸡毛简单再现生活的零敲碎打,而是从农民本位的立场出发,观察、审视着飞速发展的现实社会对乡村经济、政治的影响,他的写作以朴实作为审美标准,“怀着对乡土的感恩”“体现了来源于民间的那些意识”。《挑担茶叶上北京》讲述以石得宝为代表的几位村长在镇委干部的逼迫下摘采冬茶的故事,反映了基层官场为谋私利不惜伤害百姓切身利益和朴素情感的问题;《大树还小》以乡村少年大树的视角叙述当年知青入乡和今日知青返乡的故事,深刻地展现了时代之痛,其中既有被知青强行拆散从而一伤一亡的秦四爹与文兰,又有被知青玩弄并遗弃的包括母亲在内的可怜女性,还有如今为弟弟治病入城打工却只能沦为白狗子玩物的姐姐,作者寄寓其中的是对乡村生命的真切同情。我们可以看出,刘醒龙似乎成了中国现代社会平民乡人的代言,其小说承载着深厚的底层民间情感与理想,作者借一个又一个故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返乡。

  刘醒龙以民间视角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乡村生活痼疾、中国改革沉疴的小说,但是这些作品,如《挑担茶叶上北京》《分享艰难》等有着趋同化的叙事风格和审美

  形式,因此很多评论家诟病为创作技巧陈旧、故事人物单调。在质疑声中刘醒龙屏声静气潜入生活与艺术的最深层,将自己的民间视野与观念进一步拓展,直面历史与现实生存的繁复性、宏阔性,形成了更大的思想张力和个性化的审美风范。

  2007年刘醒龙出版了其耗时六年写就的鸿篇巨制《圣天门口》,标志着其创作风貌的深刻变化。这部小说吸收了“50年代”生作家宏观性、史诗性的创作品格,以天门口雪、杭两家为故事核心,演绎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现代革命史。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作者对社会历史的重构意愿和思考能力,他并不倾向于革命的任何一方,而是极为客观地展现各势力、各党派纷迭更替给民众带来的悲苦、动荡与不幸,矛头直指残忍的暴力革命与丑恶的人性。作品中最具魅力的当属具有现代意识与精神信仰的梅外婆,在她的影响下,雪柠、雪蓝、雪荭、柳子墨、小岛和子,甚至杭九枫以及天门口绝大多数人,都越发走向灵魂的高尚,作者借此启世发昧,引导人性优美、社会和谐的意图立现。应当说,作者现实主义及民间立场的叙事技巧在这部作品中有了质的飞跃,他力图将个体生命纳入宏大的历史境遇中,把家族叙事与革命叙事相融合,以平民视角重释历史经纬,以宽阔的精神视野使小说具备了诗性特质和人道主义理想情怀。

  2014年,刘醒龙《蟠虺》再获成功,荣居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作品仍以反映现实生活为第一要义,承继《天行者》知识分子题材,展现了从学术界到商界、官场的邪恶弥漫,在学术腐朽日益肆虐的今天,凭借曾本之、马跃之不惧耻笑捍卫学术正义的资深学者,以及郝文章、万乙等不畏强权努力求索的后起之秀,为知识分子们重树了精神的高标。整个故事较之刘醒龙先前的作品在叙事手法上有很大的变化,两线并行,层层设疑,有悬疑小说、盗墓小说的痕迹,难怪被誉为“‘都市实景’加‘盗墓元素’加‘中国版《达·芬奇密码》’的华丽合体”。自此,刘醒龙完成了由封闭式个体经验书写到糅合都市、乡村、当代、历史多元立体化视野的蜕变,作品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得到巨大提升。

  从总体上看,刘醒龙很好地体现了1950年代生作家的创作特征,他以一种知识分子的强烈使命意识和承担姿态,对既往历史进行宏观思考,对社会变革问题表达敏锐悸动,明确传达了文学应承担启蒙世人的社会责任。他的启蒙精神主要依靠现实主义叙事策略予以实现,并以越来越丰满的叙述技巧和民间意识对中国大众生存镜像予以展示。刘醒龙的小说呈现出大关怀、大视野、大自在、大快活的境界,他与莫言、阎连科等人一起,明证着“50后”作家取得的非凡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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