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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诗歌的本质
摘要： 本文从我国古代《诗经》和有关朝代的著名诗人和诗篇入手，以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深刻而细致地阐释了诗歌的一些基本理论：感情论、自然论、风骨论、滋味论。钟嵘《诗品》是唐宋以后千余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开山鼻祖。
关键词：《诗经》 《诗品》 开山鼻祖 “思深而意远”
“诗歌”这个词来源于我国古代。在古代，能配乐的韵文叫做“歌”，不能配乐的韵文称为“诗”。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两千五百年前问世的。到了汉代，产生了“乐府”形式的诗歌，最初它并不是诗歌，而是由汉武帝开始创立的音乐机关。乐就是音乐，府就是官府。到了魏晋六朝时将乐府所唱的诗简称为“乐府”。到了唐代，形成了近体诗，也就是我们所学的律诗和绝句的通称。唐代还形成了另一种文体――词。它是合乐歌唱的。后来盛行于宋代，发展到元代成了散曲。它是一种新体诗，每个配乐唱歌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有曲牌名，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许多新体诗。从诗歌的发展变化来看，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感情
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作品都是作者文体心灵，是作者感情活动的外在表现。《诗经》中的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流露出人们的各种情感。《诗经》中有些是赞颂诗。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我国古代特别重视祭祀，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
《诗经》中有些战争诗，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诗经》中的徭役诗，表现了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与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
钟嵘强调诗歌是体现了人的性灵，是以抒发感情为主，“物之感人”，感物起情“。他在《诗品》中特别强调要抒发“怨”，大多是封建社会中遭受迫害，或理想抱负不得实现，因而激发出来的对黑暗现实之不满。
二、诗歌的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
诗歌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在表现上必然会要求有清新、流畅的自然之美。纵观的文学史、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追求上，儒、道、禅等各家都在追求一种共同的境界，注重“天人合一”“与道冥一”的自然之美。所谓“自然”，就是真实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不雕琢，不粉饰。唐代诗人李白更以水中芙蓉为喻，直接打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大旗，写出了“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许多反映大自然之美的名篇。
在清新宁静而生机盎然的山水中，感受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之乐趣，精神升华到了空明无滞碍的境界，自然的美与心境的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
李白诗歌的美是各样的，有大气磅礴、雄奇浪漫的壮美风格，如《玉壶吟》：“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游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李白式的抒情，似暴风急雨，骤起骤落，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
把一个水、月、白云连成一体的琉璃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奇妙想象，写得那样明净秀美，如入神仙境界。
无论写景言情，都具有一气流贯的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
三、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论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人)诗文的骏爽刚健风格。这一时期的诗歌有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如曹操的《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
“曹丕的《燕歌行》写出了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曹植前期的《白马篇》寄托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后期的诗歌主要表达了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如《野田黄雀行》表达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建安七子之一刘桢在《赠从弟》中所表现的对坚持崇高理想、刚正不阿的节操之歌颂，获得了钟嵘“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评价。“建安风骨”集中表现了钟嵘的诗歌创作美学理想。
四、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
所谓美感就是指在接触到美的事物时所引起的一种感动，是一种赏心悦目和怡情的心理状态，是对美的认识，欣赏与评价。钟嵘认为运用赋、比、兴的方法，能使诗歌产生令人品味无穷的滋味。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作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钟嵘认为必须综合运用兴、比、赋三种创作方法，而不能只偏于一种。若只用比兴、作品又会过于深奥隐晦，“患在意深”。值得注意的是，钟嵘把赋、比、兴的次序倒了过来，他将“兴”放在第一位，改为兴、比、赋，这是有其深意的。因为“兴”是突出地表现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他将“兴”解释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将“比”解释为“因物喻志”，将“赋”解释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注意到了诗歌抒情意志，假物取象，滋味无穷的审美特征。可见，美感是不能够离开理性思维的，只是这种理性思维蕴含于感性之中罢了。如“象外之旨”，“韵外之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等等，都反复深入思考，推敲，比较，然后才能有无穷的趣味体验与审美享受。
钟嵘《诗品》是一部论诗的著作，不但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作为一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诗话，根据其阐发的基本文学思想可以作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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