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亨利小说中的习语翻译看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择

时间:2017-10-21 我要投稿

  摘要:从顺应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是一个不断选择、动态顺应的过程,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归化与异化是翻译中常用的翻译策略,也是翻译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译者很难把握两种策略的选择。本文从顺应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永年译本中的习语翻译,研究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择,以期为英美文学作品的汉译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顺应论;异化;《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习语翻译;归化

  1、引言

  习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包含着大量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比喻,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不断推进,研究欧·亨利小说中习语的汉译有利于中国读者了解美国文化,从而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现实意义。可见,习语的汉译是非常值得译者研究和探讨的。

  归化与异化作为习语翻译中常用的两种翻译策略,译者在进行选择时也要受到各种非语言因素,如:社会心理、文化语境、政治背景等的影响和制约。译者该如何进行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择?这一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从顺应论的视角出发,以《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永年译本中的习语翻译为例,研究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择,发现对于译入语读者有所了解、可以理解且话语结构与汉语有相同之处的习语,译者可以采用异化策略;对于译入语读者仍十分陌生、不易理解且话语结构与汉语大相径庭,但在译入语中有相似文化的习语,译者可以采用归化加注的协商策略,而对于在译入语中无相似文化的习语,译者可以采用异化加注的协商策略,便于读者了解与学习西方文化;对于译入语读者耳熟能详、完全理解且话语结构与汉语相似的习语,译者可以采用归化策略。

  2、顺应论简介

  顺应论由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该理论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考察语言的使用,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种顺应过程,语言的顺应过程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的使用要顺应不同的交际对象和环境。该理论问世以后,国际语用学理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打破了英美传统学派一统天下的格局。可见,维索尔伦提出的顺应论起初是用于语用学领域的。

  2011年,李捷、何自然和霍永寿主编的《语用学十二讲》中指出了顺应论与翻译的关系,详细阐述了翻译中的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性顺应以及意识突显性顺应,指出“语境关系顺应要求译者利用其具备的东西方文化背景知识以及交际语境来翻译文本和校正译文”;“语言结构顺应要求译者选择合适的言语行为、语篇类型,还要遵循语篇衔接和连贯等话语构建原则进行翻译”;“动态顺应要求译者注意语言动态顺应的灵活性”;“意识突显性要求译者通过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如习语翻译中的折中、归化、异化等,使译文更好地顺应译入语文化和社会心理文化特征,突显原文意义”①。就目前国内习语的翻译现状来看,译者大多综合考虑了时间、语境和话语结构因素进行习语翻译,这正体现了顺应论的精髓。

  3、《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与习语的基本内涵

  欧·亨利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巧,风格独特,表现了美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以善用习语、双关语,语言幽默,结局出人意料(即“欧·亨利式结尾”)而闻名于世。国内欧·亨利短篇小说翻译的先驱当属王永年先生,因此,本文选取王永年先生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包惠南的观点,“习语是语言中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炼出来的固定的词组、短语或短句”;包惠南认为“习语的范围很广,通常包括成语、谚语、格言、俗语、典故和俚语,在汉语中还包括歇后语”②。经笔者统计,《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中共有成语4则,俚语38则,典故40则,可见,该小说选中俚语和典故的使用占了很大的篇幅,故本文将重点从俚语和典故这两种习语的翻译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并创造性地尝试从维索尔伦顺应论三个维度的视角为文学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择提出建议。

  4、顺应论视角下《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永年译本中的习语翻译

  何自然指出“对于语言顺应来说,维索尔伦认为需要同时考察四个方面:(1)顺应的语境相关因素;(2)顺应的结构对象;(3)顺应的动态过程;(4)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程度”③。笔者结合何自然等人的观点,发现从顺应论的视角进行翻译实践研究,无非是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即时间维度、语境维度和话语结构维度,同时,这三个维度也是顺应动态性的三个影响因素。

  4.1时间维度

  顺应论的时间维度认为交际是一个印有时间痕迹的动态过程,受时间变动的影响,语言选择发生在特定的交际状况和听众出现的时候,之后才会产生一些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听众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译入语读者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需进行策略调整。例如,“and that handsome man only ruffles his curls and smirks and prances like a lady-killer at my side”(《醉翁之意》)④,王永年将其译为“而那个美男子只是在我身边拢陇他的鬈发,像浪子似地嬉笑着昂首阔步”。在源语中,俚语“lady-killer”的定义为“a man who is very successful with woman”⑤,其字面意思为“很能博得女性欢心的男人”;而在译入语中,“浪子”原先的意思是指“不受世俗约束、颇有才情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浪子”有了新的解释,即“不学无术、拈花惹草之辈”,与西方“lady-killer”相似相通。译者受时间维度影响,进行动态选择,顺应了历史时间变化后译入语读者的认知心理状态,采用了归化的策略将“lady-killer”译为“浪子”。可见,在顺应论的指导下,对于译入语读者有所了解、可以理解的习语,译者可以采用异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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