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
【提要】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能被笼统地说成“文献”，而应是“文献的文本”；现代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名同实异，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名异实同；传统文献学实质上就是文献整理利用学、文献整理利用方法论。传统文献学理论体系应当围绕“文献文本整理与利用”这根主线，分为形体认知(包括文献载体、文献体裁、文献体例)、内容实证(包括校勘、辨伪、辑佚)、文理注译(包括标点、注释、翻译)、检索典藏(包括分类、编目、典藏)、二次编纂(包括汇纂其整体、类编其资料、抄撮其精语、选录其华章、数字化网络化)五个方面。
【关键词】传统文献学 内涵 范围 体系
文史学科的文献学(笔者称之为“传统文献学”)名称、内涵、范围、体系诸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一些模糊认识。①如其学科名称即有文献学、古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理论文献学、普通文献学、综合文献学、大文献学等，至于其分支学科和专科文献学名称更是眼花缭乱。究意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歧异呢?笔者以为根源在于：其一，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没有确切的界定，缺乏相对固定而明确的学科坐标。其二，在界定传统文献学理论诸范畴时，忽略了“文献学”脱胎于“校雠学”这一根本前提。其三，对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不分彼此，对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硬设壁垒。下面就这些问题稍作分析与论证。
一、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名同实异
无论称之为文献学、历史文献学，还是古文献学、古典文献学，我国文史学界所称“文献学”都是以整理、研究古文献为目的的一门传统学问，过去称为“校雠学”，“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其基本宗旨，保障传世文献文本的完整、理解的准确是其终极目标，注重研究文献文本价值与内容的真实是其基本特征。故从目的论来讲，传统文献学就是文献整理利用学，就是文献整理与利用的方法论。遍查现有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从汉唐刘向、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杜预、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颜师古等，到宋元明清的郑樵、洪迈、王应麟、胡三省、胡应麟、阎若璩、胡渭、姚际恒、惠栋、戴震、纪昀、章学诚、王念孙、钱大昕等，历史上所有被称之为文献学家的学者，其主要成就无一不在古文献整理与利用范围之内。这是对文献学即文献整理利用学这一基本认识最简单而直观、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①有关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混乱庞杂和改革的必要性，冯浩菲先生在其《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载《文史哲》2002年第1期)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可参阅。
②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页。
由校雠学到文献学，经历了一个必然而然的演变过程。校雠学发端于孔子整理六经，西汉刘向父子受命校理国家图书，开始了校雠学理论的探索；南宋文献学家郑樵《通志·校雠略》则是第一本系统阐述校雠学理论的专著，总结了校勘、辩伪、目录、典藏等文献整理基本环节的理论方法。但到明代胡应麟撰《经籍会通》、清代章学诚撰《校雠通义》，已深感“校雠学”一名难以概括文献整理的理论与实践，刻意推广其义。民国初年，梁启超提出了“广义史学——文献学”的概念，视为治国学的两大路径之一。上世纪30年代撰成中国第一部文献学专著的郑鹤声、郑鹤春先生将传统文献学归纳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日文献学”。①这个“文献”定义初看似与马端临所说有异，实际与马氏定义并无二致，因为郑氏在《例言》中先列出郑玄注和马端临的“文献”定义，声明“本编亦采其谊”，然后详解之曰：“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然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其全书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六章结构是一幅典型的文献整理程序图。郑氏又在自序和导言中极论西学东渐对本国文化、文献之不利影响，痛心于所谓学人而不知本国文献之要略，指出：“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外邦文化侵略常以典籍为要，无论何国要以文献保存、研讨为根本。可见郑氏所谓文献学，目的就是倡导在外邦侵略面前要全力整理民族的传统的文献，借以传承民族文化。张舜徽先生则先撰《广校雠略》以推广校雠学范围，后著《中国文献学》以括“校雠学”内容、扬“文献学”新名、推动古文献整理。把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郑玄的遍注群经、甚至司马迁整理群书而撰成《史记》都看作是整理古文献的工作，指出我们今天要继承过去校雠学家的经验与方法，对历代保存下来和新发现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之系统化、条理化、通俗化、明朗化，并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者提供方便、节省时间，“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程千帆、徐有富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校雠广义》四卷本宏篇巨制，在其《叙录》中历数汉唐以来文献学家有关校雠、目录、校勘、版本诸学高论，指出：“治书之学，旧号校雠”，“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但《校雠广义》书名中一个“广”字，足以昭示“校雠学”一名已不能适应传统文献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显现出作者突破“校雠学”藩蓠的意图，反衬出“文献学”一名取代“校雠学”的合理性。故从古今文献学研究的发展轨迹来审视，传统文献学原本就是广义校雠学，或可谓之“广校雠学”。其涵义与任务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含糊。张舜徽先生讲得好：“‘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
①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页。
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①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有别于传统文献、传统文献学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统的现代“文献”、“文献学”概念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到文献学研究行列，有关现代图书情报文献学论著大量涌现。特别是1983年制订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为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由此而忽略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应有区别，试图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揉合在一起，建立无所不包的大文献学概念与体系，②以加强学科阵容与声势。研究传统文献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界限，不适当地借助现代文献学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传统文献学体系，从而使传统文献、传统文献学的定义与体系变得庞杂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