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说诗的观念要求与价值取向探析
论文摘要：生活在用诗的时代，他的“思无邪”是从春秋实用角度对《诗三百》教化价值所作出的评价，是对诗的价值判断。其“诗言志”之“志”是指用诗人着志，是理性的、功利的，但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来说，这个“志”又是限定杂“思无邪”观念之下的。
论文关键词：“思无邪”；“诗言志”；周礼；孔子；价值取向
多次表述过与《诗》相关的言论，如管子“《诗》者，所以记物也”说，赵孟“《诗》以言志”说，卢蒲癸“赋诗断章”说，的“诗以道志”说等，但大多数并非有意识的专门论述。孔子是对《诗》进行有意识批评的第一人。明人赵士哲谓：“诗莫盛于《三百篇》，谈《诗》者莫精于孔孟。”[1]
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人们过去对孔子诗说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论语》一书。但随着近些年来考古发掘中大量文献的陆续面世，证明了一些传世文献的真实可靠并丰富了传世文献。“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面世，为我们重新认识孔子诗学提供了契机。
一、“思无邪”——孔子说诗的观念要求
孔子“思无邪”一语是对《诗》的总评论，出自《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自孔子提出“思无邪”这一诗学命题后，前人对其本旨作了多方探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认为“思无邪”就是《诗》三百的内容都是“思想纯正”的。以东汉包咸“无邪，归于正”说为代表，形成了颇有影响力的“思想纯正”说。但考之以《诗》三百的具体诗篇，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孔子本意的。
《诗经》作为一部反映周代五百多年生活的作品，其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十分丰富驳杂的。正如袁枚先生所说，“三百篇中，贞淫正变，无所不包”（《随园诗话》卷十四）。其中有《十月之交》、《巷伯》、《节南山》一类言辞激烈、疾恶如仇的篇什，也有《新台》、《墙有茨》、《相鼠》、《株林》之类的怒骂嘲讽之作，更有大量的发乎情，不止乎礼义的男欢女爱、幽会私奔的爱情吟唱。这些“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鲁迅《汉史纲要》）与礼义教化是相悖的。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的孔子眼里应当是“有邪”的。同时，孔子本人也曾明确地提出“郑声淫”、“放郑声”（《卫灵公》）的口号，怎么会称赞《诗》三百“思想纯正”呢？
前面说过，孔子生活在用诗的时代，他完全接受了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的诗学观念和断章取义的用诗方法。他的“思无邪”也必然是从春秋实用角度对《诗》三百道德教化价值所作出的总评价，是对诗的价值判断而非特征判断。“思无邪”的总评价，是孔子对春秋特殊用诗实践的理论升华。
孔子认为，《诗》三百中，尽管有的诗内容是“有邪”的，但“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在经过断章取义的“兴”发处理之后都能在实践中发挥出纯正无邪的实际功效。那么，“有邪”与“无邪”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冯友兰先生指出：孔丘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诗经》包括三百多篇诗。“思无邪”是《诗经·鲁颂·駉》篇中一句诗。
孔丘认为这句话可以包括全部《诗经》的意义。邪和正必定有个标准，这个标准，照孔丘看来，当然就是周礼[2]。
孔子生活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针对其身处时代社会秩序面临崩溃的危机，提倡恢复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为了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孔子首先选择《诗》为恢复西周礼乐制度的载体，通过对《诗》的诠释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及情感，使之符合周礼的规定。对于那些不符合周礼的“有邪”之诗，孔子通过断章取义的方法而使其升华到礼义的高度，从而使整个《诗》三百都归于“无邪”，即都有利于对礼义的建构，这就是“思无邪”的本旨。
“思无邪”说体现了孔子本人的学《诗》方法。即以“思无邪”为一观念要求，学《诗》中，对具体内容的理解主观上都迎合这一观念要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见到之中，它瞄着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先有中摄取到的东西‘开刀’，被领会的东西保持在先有中，并且‘先见地’被瞄准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思无邪”是孔子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对此，冯友兰先生说：“照孔子的全部思想体系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目之外，还要加上第五目，那就是非礼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