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女孩各有佳处-论析唐晓芙与翠翠之差异
文章来自百分百网
论文关键词：唐晓芙；翠翠；创作特征；审美观念
论文摘要：《围城》与《边城》是现代文学中的重要著作，通过对两本小说中的女主人翁的详细比较，探讨了作家钱钟书与沈从文的创作特点与美学观念。
女孩是文学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从《诗经》里鲜活多样的女子形象，到文人诗词中精巧细腻的红袖之笔，再到大量以女性为表现主体的戏曲小说，女孩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并在小说《红楼梦》中达到顶峰。而在短短30年的现代文学时期，虽然没有在同一题材中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却仍然有两个女孩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即《围城》中的唐晓芙和《边城》中的翠翠。本文试将两者作比较，并以此管窥作家钱钟书与沈从文的创作特点与美学观念。
一、形貌美的“自然”差异
唐晓芙的出场，钱钟书用了200余字写其外貌，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漂亮，第二，自然。不烫发，不镊眉，不擦口红，“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不刻意修饰，使得唐晓芙有别于其他都市时髦女孩，是其自然的外在表现。因此，唐晓芙的自然是相对于“摩登文明社会”而言的，换言之，即是相对的自然。
翠翠的自然，是没有参照物的，因为她个体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凡主人公的出场，作家通常都要做一段特写，尤其对于一个女孩子，更不吝惜笔墨。然而我们看到的翠翠，只有几句简单的勾勒:“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是似乎随处可见的极普通的一个人，又似乎无法将其明晰化的一个形象。
由此可见，对于“自然美”，钱钟书与沈从文间是存在差异的，钱钟书的自然观，是不为外物所同化，而沈从文所推崇的，是生命的原初状态。这其中当然有作家个人经历的因素，体现在作品中，则是人物塑造与特定环境的统一。钱钟书的《围城》，以30年代末的大都市上海为背景，讲述一群知识分子虚伪做作的生活。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中心之一的上海，是众多作家一份微妙的情结，而钱钟书却将这个文明之都背后的虚假、鲤级示人。认真看起来，唐晓芙是《围城》中惟一一个没有被钱钟书作为讽刺对象来写的人物。这是一个过于粉饰的城市，现着一张张过于粉饰的脸，所以唐晓芙的出现才显得那样特别，她的自然是被旁人的粉饰烘托出来的，这种自然也正适合于她所处的环境。假设把唐晓芙写成翠翠，恐怕方鸿渐就不会觉得她是摩登文明社会里的一桩罕物，却要嫌她土气了。相反的，沈从文的《边城》讲述的是一些文明之外的人和事，洋溢着浓浓的民俗气息。遵照自然的意志，谨守既成的俗约，是人们共同的生存方式，因而翠翠所具备的，也即是边城人们共有的本真。正如一个作家所说，“他不存在，自然是他的存在，活着，他象征自然的奇迹，死了，他完成自然的美丽。”用在翠翠身上，是极贴切的。
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也造成了读者接受效果的不同。唐晓芙的形貌是通过方鸿渐的眼为读者所认识的，方第一次见到唐，便称赞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子”，读者很容易地对方鸿渐产生认同，对这个不施粉黛，天生丽质的女孩子心生喜爱。而翠翠的出场，没有借助任何旁人的眼来实现，只是作者的平铺直叙，读者并不能由此立刻产生一个明晰的接受判断，不会讨厌，却也说不上特别喜欢。由此看出，两位作家在处理两个女孩人物初像时手法也是不一样的。钱钟书是“先人为主”式，人题直接肯定人物，取得读者认同，沈从文则为“泛化式”，平叙人物表征，感情色彩相对较轻。
二、女人、孩子、女孩子
“有许多都市女孩子已经是装模作样的早熟女人，算不得孩子;有许多女孩子只是泥沌痴顽的无性别孩子，还说不上女人。”—《围城》
正如钱钟书所说，唐晓芙既是女人，又是孩子。首先，她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处理与表姐苏文纹、方鸿渐之间的微妙关系时，一方面她没有屈从于苏。卷进方、苏两人的情感纠葛中，是唐晓芙自己也始料不及的，由负气与方接触到正式与方交往，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唐晓芙没有因为对方是表姐所爱的人而约束自己的情感，格守常规。她拒绝表姐的无理要求和干涉，驾驭自己的情感。有时候唐晓芙又是一个独立的叙述体，游离于围城中那一群都市男女之外。她冷眼旁观这群人无聊做作的爱情游戏，并不时加以调笑。苏文纵邀请方鸿渐和赵辛相喝下午茶，方鸿渐想谢绝，唐晓芙说“那不成，我们看戏的人可以不来，你是做戏的人，怎么好不来?”她从一开始就看得出，方、赵之间，是苏文纵安排的一场戏。“唐小姐云端里看似杀似的.，悠远淡漠的笑着”。她是笑布设这种无聊戏作的人，还是笑甘于被这戏作摆布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女人一定要够聪明，才可以这样悠远淡漠的旁观。
另一方面她也没有刻意迎合方鸿渐。《围城》里与方鸿渐相关的几位女性中，鲍小姐是完全以肉体引诱方的本能欲望，苏小姐则为获得方的爱情故作矜持，孙小姐更工于心计，为满足方的要求表现出单纯甚至幼稚，不动声色却步步靠近自己心仪的男人，并最终成功的将方困于婚姻的围城中。只有唐晓芙的乖巧可人是自然性情的流露，也正因于此，方鸿渐深深为其所吸引。应当说，两人初识时，方鸿渐并未给唐晓芙留下多少好的印象，那时的方鸿渐仍然一副油嘴滑舌，逢场作戏的玩世不恭相，但在与唐晓芙的日渐交往中，我们看到方鸿渐健康愉快的身心状态，更表现为积极奋发的勃勃精神，这在全书中都是难得的，与前后作为物质、精神上流浪者的方鸿渐判若两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晓芙是方鸿渐超越现实庸常生活的遥远理想，她的自我意识同时催发和激励了方鸿渐积极精神世界的复苏，她独立活泼的人格形式是高于方鸿渐之上的，既摧毁了方鸿渐的个人自信心，又曾经引导他超越悲观颓废的精神围城。
然而，唐晓芙的爱情悲剧也恰恰因于她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人格形式。苏文统对方鸿渐的低毁，首先激起的不是唐晓芙爱情的失落感，而是自我意识的又一次成长:
“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着我—”。
今天看来，这种要求未免有些苛刻，它强调个体的纯净和完整，实际是真正将人本身作为爱情的主体，而不是借爱情实现肉体的欲望，或满足愚蠢的虚荣，甚至变相的占有。唐晓芙的这种要求显然是以自身具有同样标准为前提的，因此，这段话与其说是对方鸿渐的斥责，不如看做唐晓芙的爱情宜言。而之所以会发出这种近乎理想的宣言，就在于唐晓芙不仅是个女人，还是个孩子，尚还怀着一种憧憬的心情，这在鲍小姐、苏小姐、孙小姐之类，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全然是女人了。
如黑格尔所说，“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他的对方(对方对于它被表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才能确信他自己的存在”。唐晓芙自我意识的再次成长就是这样在理想宣告破灭中完成的，方鸿渐复杂的个人经历强烈冲击到她严肃而传统的意识，面对偶然的人生，理性显得无能为力。
至于翠翠，如果按钱钟书的说法，我觉得她是称不上为女人的，而始终只是一个孩子。这种感觉可以在两个人身上找到，一个是摊送二老，一个是老船夫。
翠翠对二老的情感，是一种性的启蒙，并且是无意识的性的启蒙。第一次见面，是两个少年的邂逅，翠翠甚至没有记住二老的模样。应该说这初次见面并不称得上偷快，但是翠翠记住了这个人，因为二老的和善和在地方的名声唤起了女孩的性意识，虽然这种意识是连好感也算不上的。设想如果那一晚翠翠遇到的是大老，那么从此她心里装着的，很可能就是大老。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龄里，二老恰巧的出现，并恰巧充当了她意识的拓荒者，因此说，翠翠这时作为一个孩子，感受到的，只是被启蒙的略略的惊喜和淡淡的怅然。
对于翠翠和二老的感情，前人已有很多论述，这里想着重谈翠翠与老船夫，我以为，翠翠的孩子气，更多的体现在对这位长者深深的依赖上。在老船夫眼中，翠翠是他那死去女儿的凄凉的背影，这个孤雏也因此备受老人的疼爱。我注意到，沈从文多次写到翠翠对于祖父的强烈而特殊的情感需求。
第一次，是翠翠与祖父一同进城看赛龙舟，祖父中途离开，日暮仍不见归来，翠翠焦急中“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假若爷爷死了?”’。翠翠由于自己可悲的身世而有着深深的忧惧感，祖父对她而言，已不仅仅是惟一的亲人，更是生命依托之所在，已经成为一个意念的象征。生和死的本能意念在陌生的环境中同时凸现出来，死的本能是自然生发的，生的本能是更深层的意识渴望。将与祖父的暂时离别假设判断为死亡，实际由于对生的过于优惧。与祖父间的相互依赖是翠翠心中最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撑，只有死亡足以动摇，于是这种假设性判断，既是一个孤雏对于祖父“生”的强烈要求，又是一个孩子无意识的自我考验。
第二次，是翠翠幻想自己出走，“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找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这样的幻想令她害怕而又兴奋，实际是一种间接的自我肯定。以灾难性的幻想来测试祖父对她的疼爱，恰恰透出翠翠孤独冷寂的心灵。生长在边城的女孩，是无人关心她微小的思绪的。花开花谢，草长莺飞，没有人知晓她心里孕育的青春，也没有人惋惜她夭折的私密，对于惟一的亲人祖父，女孩才格外在乎她对他而言，会有多重要。而另一方面，这种幻想又表现出翠翠对于祖父某种隐秘的“叛逆”，“出走”成为孩子对于摆脱依恋，期待成长的暗示。
第三次，紧随第二次其后，老船夫在溪中拉船，翠翠因为自己的幻想害怕起来而要求祖父回来，但几次要求祖父都没有理会，最后她悲伤的叫道:“爷爷，为什么不上来?我要你!”这一句话是翠翠对老人深深依恋最为直接的一次表示，也让我久久为之感动。可以想见，喊出这句话时，女孩是怀着怎样一种急切甚至绝望的心情。翠翠的忧惧随着时间的流走而扩散，已不是在某一特定环境下滋生，而在那么不经意间就占据了头脑。“我要你!”，要你什么?要你怎样?沈从文都没有交待，模糊的表达突兀的呈现，犹如从不曾被捅破的一张纸，让人永远怀着期待，又任着思绪驰骋。
担心失去祖父与设想祖父同样害怕失去自己，构成了翠翠对待生命的基本姿态，即珍惜与渴望被珍惜。
三、非理想与理想
透过唐晓芙与翠翠，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作家笔下不同的世界，虽然两个女孩的故事都以悲剧结局，却寄予了作者各自复杂的情感。
钱钟书的《围城》，不慑不火，是一坛纯熟的酿酒，作者着意创造的是一个非理想的世界，诙谐调侃间透出人间辛酸。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晓芙是《围城》中的一抹亮色，作者在她身上倾注了理想，并且曾经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与方鸿渐短暂的爱恋。但最终两人关系破裂，书中这一点点理想的光辉也随之消失。杨绛先生曾说: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球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终成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我认为，作者没有安排两人结合，是带着很强主观意愿的。钱钟书无意于仅仅为了阐释婚姻就像围城这个道理而写《围城》，“围城”，不仅象征婚姻，也象征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独和彼此间无法沟通的小说。”唐晓芙的悲剧正在于当苏文执对方鸿渐进行低毁时，她自己却没有能够与方沟通。钱钟书总是要将事物不可完满的一面示人，体现在唐晓芙身上，是她得而复失的爱情。
在创作手法上，钱钟书对唐晓芙有一个很特别的处理，即没有正面描写她的恋爱行为和感受，而一直从方鸿渐的角度反映两个人的关系进程。我想，这仍是作者着意于“非理想世界”构建的手法之一。唐晓芙在《围城》中是一个符号，一个理想的符号，方鸿渐追求她的过程即是一次接近理想的尝试。钱钟书仿佛要告诉我们的是，人努力的要靠近理想，而理想对于现实的人们是遥远而淡漠的，固守着完满。因而对唐晓芙进行了“冷处理”，将她放人对方鸿渐正面描写的背后，有意的使唐晓芙与读者拉开距离，其实也是一种暗示:现实中看理想，就像看一朵美丽的冰凌花，始终怀了美好的愿望。可是，这朵冰凌花太脆弱，如同泡沫一样，被现实一碰就破了。唐晓芙听信了苏文执的低毁，悲愤中与方鸿渐分手，宜告了尝试的失败，留下一个残缺的结局。这是一个沉重的宜告，因为唐晓芙这个理想符号本身在现实中被非理想化了，推而可知，整个“围城”就是一座非理想的城。
此外，在结构上，钱钟书安排得很紧凑，情节持续发展。唐晓芙由出场到离开只在一章中完成，我认为作者这样布局结构也是有深意的。唐晓芙偶然的出现，又匆匆离开，方鸿渐错过了唐晓芙，才引出之后远赴三间大学、身陷各种人事倾轧及孙柔嘉设下的爱情圈套等种种波折。虽然之前被鲍小姐玩弄过，可是方鸿渐作为全书的主人公，真正的悲剧却是从错过唐晓芙开始的，之后的世界，是令方鸿渐一次次的失望，一步步地退缩。我们还来不及品味两人的感情，钱钟书便将之骤然掐断，不能不令人感叹现实的多变与不完满。
正由于写的是一个“非理想的世界”，《围城》的文笔显得异常敏捷，钱钟书洞察不完美的世界残缺虚伪，可怜可鄙的人性，在这个世界里，美丽如唐晓芙，也难逃现实的厄运。
如果说《围城》是一坛纯熟的酒，那么《边城》则是一个清淡的梦。沈从文对传统民风，古朴民性近乎膜拜，而从历史上看，30年代的凤凰县，民风保存已不复完整如初，沈从文只能凭着记忆，造一个逝去的梦了。那么，沈从文是如何营造他的梦的呢?我认为是从两方面实现的。
第一，去除厚重感。《边城》给人的感觉就像清流一样—灵动。虽然整个故事是一个悲剧，却是一种“近乎无事的悲剧”(香迅语)，一切在命运支配下自然发生，翠翠、老船夫、二老都无力把握事件本身，所有的偶然促成人生，边城中的人们对于命运没有抗争，因为命运在这里不是凌驾于生命之上的权威，他们表现出顺应，只是忠实演绎了命运，此外再无旁枝斜逸。翠翠一夜之间失去祖父、渡船，二老亦离家远走，身世凄楚却读来哀而不伤，就在于作者去除了其中厚重的人事挣扎，但这不等于说作品缺乏艺术厚度，沈从文所追求的非祟高而是和谐，非常鲜明的体现出中西方悲剧意识的不同。西方注重艺术理想的非常化、神秘化，而中国注重艺术理想的日常性、写实性，由此呈现西方悲剧之神圣、凝重与中国悲剧之平俗、细腻的美学特征。《边城》深厚的艺术内涵流于清淡平和的文字之外，全凭读者自己去揣摩其中被稀释的悲凉。如刘西渭先生所说:
“这一切，作者全叫读者去惑觉。他不破口道出，却无微不至的写出。他连读者也放在作品所需要的一种空气里，在这里读者不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齐用—灵魂微微一颇，好像水面粼粼移动，于是读者打进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谐和。
第二，人物理想化。“边城”不仅是一个地缘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自然原始生存方式和封建宗法制聚合，’完全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侵染，我想是“边城”的基本特征。这里长养着一群独特的生命形式，即“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翠翠即是这种生命形式的典型，是沈从文美学理想的化身。她生活在文明之外，却没有荒蛮之处，她生活在知识之外，却并不愚钝笨拙。自然赋予她灵性与美德，生活长养她温柔和娴静。尤其对二老的感情，沈从文处理得近乎完美，好像不忍心让任何外物沾染这个“小兽物”一样，安排了翠翠与二老之间一次次的擦身而过，翠翠圣洁如初。对待二老，祖父，翠翠均怀了一颗纤敏童稚的心，我想，也惟有这般孩子纯净的心灵才足以承载沈从文细腻惟美的笔触。
由于写作的目的是生命形式的展示，因而有了画卷般的效果，慢慢呈现。作者的口吻是舒缓、平淡的，更多的是做故事的横向扩展，强调情绪在创作中的作用，读者的阅读目的已不是情节和结局，而转化为了审美过程。
理想的人物在同拌“理想的世界里”还是没有完美的结局，我们不禁要质疑了。其实正是由于这个世界过于理想，而已然成为梦想了!理想与梦想的区别就在于，理想可以当作目标，而梦想只能作为寄托。沈从文把持住了这个尺度，没有成全人们对于理想结局的期待，让《边城》永远成为一个宁静、悠长、含着淡淡伤凄的梦。
四、才情相乖焕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到:
“衡量文学作品，有三大尺度:(一)是看作品所含感情的深度与厚度，(二)是作品意境的纯粹性和独创形，(三)是表达的技巧。从《围城》及钱其他作品来说，作者在(二)、(三)项表现了出类拔萃的才能，但是感情的浓度稍感不足。总括的印象是:才胜于情。”
按照夏志清先生的标准，《围城》是才胜于情，那么(边城》可说三项兼备了。其实无论是才胜于情，还是才情兼备，钱钟书和沈从文都成功地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许写都市女孩唐晓芙的聪明，就需要多一点的才智，而写乡间女孩翠翠的纯真，就需要多一点的情感。本文该画上句号了，却容纳不尽我对她们的喜爱。
【城中女孩各有佳处-论析唐晓芙与翠翠之差异】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