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三点“致命伤”

时间:2020-09-17 11:28:34 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贾谊的三点“致命伤”

 在世俗的观念里,有才华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做官,而且越有才华越应该做官——做大官,否则,便是怀才不遇。年轻的贾谊,其才华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展现在他面前的,三公九卿的锦绣前程似乎指日可待,可他偏偏仕途坎坷、命运多舛。

        如此的遭遇,自然引起人们的同情。

        为贾谊抱不平的,首当其冲的是一些感同身受的文人骚客们。大诗人李白在《巴陵赠贾舍人》一诗中如此写道:“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刘长卿在《自夏口至鹦鹉州望岳阳寄元中丞》一诗中也写道:“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在《长沙过贾谊宅》一诗里又写道:“汉文有道恩犹薄。”都表达了汉文帝薄恩,贾谊怀才不遇的意思,而李商隐的《贾生》则这样写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更是以委婉的笔调,讽刺了汉文帝的昏庸,对贾谊不幸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很显然,在这些文人骚客的笔下,贾谊不幸的遭遇,其“根源”就是汉文帝。然而,文人骚客的抒怀,毕竟是借他人的杯酒浇自己的块垒,贾谊的遭遇实在有着更深刻的自身原因。

        这个自身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有三点,这三点就是贾谊仕途坎坷、命运多乖的“致命伤”。

        第一点:经验不足。二十几岁的时候,贾谊就已经是博士了。我理解的这个“博士”,其级别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两院院士。这么年轻就当院士了,他出众的才华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汉文帝对他的赏识显然至关重要,也正因为此,他被汉文帝破格使用,一年之内,就从一个小白人一越而升为中大夫。

        或许是为了报答文帝的知遇之恩吧,也或许是初出牛犊不怕虎吧,更或许是这二者兼而有之吧,总之,年轻的贾谊踌躇满志,竟然倡议文帝要搞什么“变法改制”。对贾谊的倡议,文帝基本还是肯定的,但感到时机不成熟。你看,连皇帝都认为操之过急,那些秉承祖宗成法的老臣们,他们的态度更可想而知。因为改革,从根本上说,触犯的恰恰是他们这些老臣以及这些老臣所代表的豪族的利益。

        因此,贾谊得罪了周勃、灌婴等把持朝政的当权派,也就成为必然,而遭到他们的排挤乃至攻击也就成为必然之必然。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啊?连皇帝都得让三分的.人!这些人岂能容你一个小毛孩子“为所欲为”,他们本来就嫉妒你呢,何况你还触犯了人家的利益?可贾谊呢,显然对此估计不足,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认识。

        欲高飞者必先敛其翼,这是干大事者以退为进的基本招术。这个“敛其翼”的忍耐,不是无奈,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像改革这样的大事,如果得不到当权派的理解和支持,孤掌难鸣,那无疑是寸步难行;如果他们再群起而攻之,那就更难于上青天。所以,贾谊的涉世不足,或许还不懂关系学吧,总之,说白了就是油梭子发白——短炼,终于导致被小人谗毁,被贬长沙,他政治经验的不足、人际关系的欠缺,实在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点:心胸狭窄。贾谊这个人文章写的确漂亮,他的文章特别是政论文章表现出的对政治现实的深邃洞察力和处理时弊的卓越见解,的确非同一般。不过,他也很敏感,这个敏感明显暴露出他性格的弱点,即心胸不够豁达。

        被贬长沙后,他心情很不好,这可以理解,但听说长沙是个低湿的地方,便认为寿不能长,这似乎有点神经质了吧?尤其有意思的是,有一只野鸟飞到了他的屋子里,这显然是个偶然现象,可他楞是疑神疑鬼,感到是一种凶兆,不仅悲从中来,还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赋文,并拿来算卦之书占卜一番。

    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过了几年,文帝从长沙把他召回,拜他为梁怀王太傅,这本来是一个过渡,文帝的意思,无非是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一下他的声望,以期重用。可天不作美,怀王骑马摔死了。对此,贾谊自责甚深,总认为自己没尽到责任,因此郁郁寡欢,哭了一年多就去世了。你看,死的多不值得。如此的气量,很难让人相信他能担当什么大任。

        鲁迅先生评价贾谊说“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真乃中的之言。从这一点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推断,文帝贬贾谊于长沙,一方面固然是顶不住周勃、灌婴之辈的压力,另一方面似乎也因为他的性格实在让文帝看不起,尽管这是一种猜测,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贾谊的这种心胸,太敏感、太憔悴,太狭隘,一般的领导好像都不一定喜欢。

        第三点:太重虚名。贾谊的早夭,似乎与他戚戚于功名,精神高度紧张大有关系,虽然带有悲剧色彩,但是,客观地讲,他的人生价值似乎也得到了实现。因为他的很多政治主张,在生前就已经被汉文帝采纳,正如班固所说:“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又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很显然,在班固看来,贾谊的政治主张已被实施,就不能说是怀才不遇。

        王安石说的更明白,他有一首七绝《贾生》这样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在王安石看来,皇帝对臣子施恩之厚薄,不在于所赐爵位之高低,而在于是否采纳了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治主张。如果采纳了,就是恩深,否则,即使爵位再高,也只能算恩薄。应当说,王安石的这种观点,很独到。

        可在贾谊看来,无论社会还是官场都应该百分之百的“清正”,无才的小人获尊官显禄,拍马的臣子个个志得意满,有德的圣贤都倒了楣,正直的君子甘居下位,这太不正常了,应该倒过来:有才华的人应该站在高位,或者说,只有自己站在那儿才算合适,否则,这社会就是黑暗。贾谊的这种对现实的理想化认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书生气。

        表面看上去,他似乎把一切看得很淡,可实际却是一生都被虚名累。在被贬长沙渡湘水的时候,贾谊凭吊屈原有一番激情的感慨,其中有一句很耐人寻味:“那狭隘污浊的小水沟,怎能容得下吞舟的大鱼呢?巨大的鳣鲟横游在浅小的江湖之中,本来就会受到蝼蚁的侵害。”你看,志向很大,可刚一受挫就怨天尤人;连这点委屈都不能忍受,假如文帝真的重用了他,他会有怎样的作为,似乎也就不难想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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