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游戏:既参与又对抗-儿童文学欣赏的游戏特质再探
刘绪源在《儿童的三大母题》中对儿童文学文本类型作了分析，提出与传统的母爱型儿童文学作品不同，“现代的‘父爱型’作品融人了‘儿童自己的眼光’，在创作中悄悄实现着母题的转换，让儿童在形象的冲撞与情感的波涌中‘主动地发现现实。’这类作品如《夏洛的网》、《礼物》、《我的妈妈是精灵》等，它们不避现实生活的黑暗和苦难，把丧失、离去、死亡等沉重的人生课题摆在小读者面前，让他们直接面对和体验，使他们在角色扮演和情感体验的过程中对现实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认知。表面看来，这种体验似乎远离了游戏参与的快感，但它通过“体验环境”和“审视自我”实现了小读者审美情感的深化和升华，所以是审美即游戏性参与的较高境界。
另外，阅读一些荒诞和讽刺类的作品也会让儿童获得一种“发现”的快感。比如:在敏·奇豪生的吹牛世界里，儿童看到自己那幼稚的思维、不成熟的设想以及编织的梦境竟然全部出现，在欣喜的阅读中，他们自信地铺展自己的心灵，在强烈的认同感中宣泄平时倍受压抑的委屈;而由穿新装的皇帝愚蠢行为的对照，他们又欣喜地发现自己在智力上的优势，由此体验到一种积极的自我情感;在阅读《豆寇镇的居民和强盗》时会从旁观的角度肯定自我，从内心产生一种自我的优越感而发出会心的笑。在这里，儿童文学文本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类似游戏中的“模型情境”，它为游戏主体的“精神外伤经验提供了展示与治愈场，也提供了更新的条件，它不仅使儿童体验到自我表现的快乐，而且有助于儿童掌握应付复杂生活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极大地肯定和张扬自己，使自我认同充满了希望。”
综上所述，儿童在文学欣赏的游戏活动中是绝对意义的主体，无论是被唤醒，亲身体验，还是发现现实和自我，都体现了这一主体的全情参与和回应。俄国文学批评家尼。瓦·舍尔古诺夫曾描述过小孩子读书的情景:他“双颊发烧，两耳发红，全神贯注——目不旁视，耳不旁听”。这样专注忘我的参与和陶醉恐怕是成人所不能及的。在儿童文学文本为儿童创设的这个“游戏岛”上，儿童尽情张开幻想的翅膀，使自己的心灵和精神自由活泼地翱翔，进而获得无尽的快乐。这就是游戏——“玩”的意义。
二、顽:在对抗中获得自由
新精神分析学派和认知发展学派的游戏理论认为，游戏是主体在生物性与社会性、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环境之间寻求适应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的产物。的确，儿童的生存环境一方面是他认识得很肤浅的、无力改变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由成人意志和兴趣所组成的社会世界。他们的情感和愿望势必受到诸如知识经验、社会观念、现实规范等理性因素的制约。所以，童年期也是一个充满压抑感和焦虑感的时期。因此，通过规则下的对抗来张扬个体的力量和自由也就成为游戏精神的重要内涵。
自由，是游戏的灵魂。埃里克森说，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哪里终结。胡伊青加则认为，“只有当心灵的激流冲破了宇宙的绝对控制的时候，游戏才成为可能”。儿童进行文学的阅读和欣赏也是为了追寻自由的一次狂欢。从某种程度上说，摆脱现实的压抑和束缚，步人自由自在的想象王国正是儿童文学欣赏的根本目的。正是这样的目的，使儿童文学欣赏的过程不知不觉地附着上了“顽”，即对抗的性质。
这种对抗在JL童文学欣赏中首先体现为逃离成人意志主宰的现实世界，进人幻想王国。幻想是游戏的重要特征，也是人们在理论上将艺术与游戏相联结的关键要素。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富于想象的创作，正如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游戏的继续与替代。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的紧迫中，创造幻想世界的快慰和享受幻想世界的情趣，正是艺术与游戏抗衡与超越现实的方式。儿童文学世界为儿童敞开了一个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区域，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被动者、依赖者的儿童，在这里既找到了藏身之处，也找到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在儿童文学这一充满游戏精神的世界里，儿童成了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宰者，他们不再被动地去聆听成人的教诲而是主动体验属于自己的活动，不再仰视成人秩序的权威而是去实现自己自由生命的梦想。在这里，他们可以逃避被教化的命运，保持自身的完整，避免成人价值观、世界观的渗透，获得自身生命力的宣泄。虽然这是短暂的狂欢和一时的愉悦，但在这一过程中，儿童被压抑的愿望在心中的郁积都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以顽童为母题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是儿童阅读欣赏的首选，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文本流露的与成人世界的对抗意识暗合了儿童解构权威的潜在。汤姆·索亚对沉闷的教会学校的蔑视，哈克贝利·费恩对所谓“良心”的背叛，彼得·潘以拒绝长大来抗拒成人规则的侵蚀，皮皮、卡尔松顽皮捣蛋以各种不为成人所喜欢的缺点来对抗成人世界的规范……在这些充满淋漓尽致对抗意识的顽童世界里，儿童远离了在现实中不得不屈从的成人规范，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自由的游戏王国，并“在意外的认同中获得了审美的狂喜。
而新近兴起的幻想小说以其对现实的巨大超越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新宠、儿童读者的至爱。正是在与权力的对抗意识的积聚中，导致了幻想小说中现实与幻想两个世界间自由穿越的发生。同时，文本中弥漫着对成人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也在培养和孕育一种新的精神主体。《哈利·波特》之所以能在读图时代创造热销奇迹，某种程度上就在于其中对“麻瓜”世界(也即成人世界)的嘲讽和反叛，对“魔法”(也就是玩)的精心刻画和张扬，为儿童读者甚至是成人读者提供了一个利用狂野的想象逃离现实压抑世界的方舟。而中国的幻想小说也“以儿童或儿童式人物的‘追寻’游戏为核心，通过对权力意味下的婚姻、学校、自然、、童年以及死亡的游戏性重构，使游戏参与者在游戏对抗中体现对自由、爱以及智慧人生的追求。”对于儿童读者而言，这样的作品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作为游戏参与者所拥有的对抗权利。
其次，这种对抗还表现在儿童阅读时对文本“意义”的逃离。在很多成人看来，阅读欣赏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主题、寓意或是教义，因此他们会把所有的儿童故事当作寓言来读，并在教学中询问小学生:“作者的寓意或目的何在?”这种功利色彩较浓的阅读实际违背了儿童文学欣赏的游戏规则。诚然，游戏经常被成人用来承担某种的目的，但是吸引儿童投人游戏的是它的内在价值(即快乐)，而非外在价值(即成人的功利化教育)。游戏是一种非功利的活动，是手段超过了目的的活动，儿童参与游戏的兴趣指向是过程而非结果。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个个意象组合的话，那么成人更重视意象的“意”，而儿童读者则更专注于意象的“象”。对儿童来说，文本本身的重复、押韵、俗语以及情节和形象等往往是除了价值观指向之外更加迷人的东西。所以在儿童的阅读欣赏当中，他会对音韵节奏充满了迷恋，而不去关注诗歌的意义理解;他会对情节和幻想世界充满了迷恋，而不去思考作者的主观用意。举例来说，他可能更关注那个在拔萝卜过程中最终出场的小老鼠，而不是“团结起来力量大”的生硬主题;他会被鸟与树的深切情谊深深打动，而不一定能说得出“信守承诺”的成人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