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作家斯坦贝克习惯上被定义为“愤怒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对有产者剥夺穷人的愤怒，更为重要的是，有着深刻生态思想和生态忧患意识的斯坦贝克，在作品中极大地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控诉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和掠夺，充满爱心地描写了可爱的动物以及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从而表明了他难能可贵的生态思想，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宽广情怀。
论文关键词：斯坦贝克；生态；生态伦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重要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习惯上被评论界定义为“愤怒的作家”，其原因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批评家们只看到了《愤怒的葡萄》表达了作者对有产者剥夺穷人的愤怒，而没有发现其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它问世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称“《愤怒的葡萄》属于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类的了不起的愤怒之书(angrybook)的范畴”，约瑟夫·沃伦·比奇说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生产的在30年代被称为无产阶级小说的最好范例”。后来，又有批评家对这部小说大加抨击，说“斯坦贝克要么是描写低等的动物，要么是描写快要沦为动物的发育不全的人”，另一位评论界泰斗艾德蒙·威尔逊说：“《愤怒的葡萄》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空话。”“因为威尔逊不喜欢小说把人类降低到一种动物的水平上并让他们具有太多的自然本性，太粗俗也太低贱。”
但自从人类进入20世纪，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使人类从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盲目乐观和狂妄自大中清醒过来。因为，无数的事实说明“现在每天约有100多个物种永远消失，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倍甚至翻番。这个星球上，维持生命的资源，如空气、水和土壤，正被惊人地污染或消耗。
诞生于20世纪的生态伦理、生态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给人们解读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武器，人们开始从生态的角度重新阐释斯坦贝克的作品。美国著名生态学者，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教授(RoderickFrazierNash)在其生态学巨著《大自然的权利》中，引用了西尔多·罗斯雷克(Theod．oreRoszak)的话说，当代的环境主义“从根本上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解构’当代美国的和”。比特·利斯卡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为斯坦贝克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作者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示了一种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倾向”。美国西南卡莱罗纳大学学者布瑞恩·马斯塔斯(BminMaste．璐)指出：“约翰·斯坦贝克是生态批评领域里一颗光耀夺目的明星”，“是没有得到承认的生态批评之父”。他还说：“事实上，在最近出版的许多生态批评的文集中，斯坦贝克很少被人提及。”
一、伦理与生态伦理
美国伦家戴斯·贾丁斯说：“伦理(ethics)一词来自希腊词ethos，意思是‘惯例’(custom)。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指一般的信念、态度或惯例行为的标准。这样，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有确定惯例的典型的信念、态度和社会标准，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伦理。’’
说到环境伦理学，贾丁斯指出：“一般地说，环境伦理学旨在系统地阐释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环境伦理学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中指出：“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或他们的上帝)扩展到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绪论丹)
早在弗雷泽·纳什之前，就有学者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剥削、蹂躏所造成的巨大灾难。1915年，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讨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1940年，奥尔多·利奥波德(d0leopold)呼唤一种整体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道德，他称之为“大地伦理”(1andethic)。深层生态学／生物中心主义(deepecologyorbiocentrism)把一种至少是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了大自然。这对西方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否认人与自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道德关系。根据大多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moralstanding)，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所以，几千年来，人类把大自然当做奴仆，“自然环境成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被我们大家的制度蹂躏的黑人”。
西方的哲学、文化和宗教传统是环境灾难、生态危机的根源，诞生于这种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托马斯·阿奎那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动物天生要被人所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相应地，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