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诠释学诠释重心的转换及其合理走向资料
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构成了西方诠释学的重要主题。从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开始，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再到后来的哈贝马斯、利科尔以及贝蒂、赫施等，众多的诠释学家们对人类理解和解释过程中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耐人寻味的探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采取的是一种“作者中心论”的立场；而在海德格尔的引领下，伽达默尔彻底实现了从“作者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的诠释学转向；其后，贝蒂和赫施等试图接续和完善“作者中心论”，而利科尔则提出了一种旨在克服“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对立的“文本中心论”，为诠释学的未来走向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作者中心论：对作者原意的追求和对读者历史性的消解
诠释学是作为对《圣经》(以及相关法律文本)的一种诠释技艺发展起来的，其初始的形态即是圣经注释学(Exegese)。早期诠释学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对圣经文本(以及相关法律文本)的语义学和考古学之分析，使读者能够领悟其中隐含的上帝的意旨，它努力把自己建构成一种正确解释《圣经》的技术。后来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早期代表赫尔德(Herder)，尽管对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差异导致流传的多种《圣经》文本的意义具有 多元性和相对性这一事实有所察觉，但依然承认在多元的、相对的文本意义背后存在着 “绝对的”神意。
自从施莱尔马赫突破圣经注释学和法律诠释学的疆域，实现从特殊(局部)诠释学向普遍(一般)诠释学的转向以后，作者、文本和读者及其关系也从狭隘的神的领地走向了广阔的世俗生活本身，诠释学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了。然而，诠释学研究的目标取向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它沿袭了特殊(局部)诠释学的思维方式，将诠释学看作是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仍然将引领读者把握文本中呈现的作者原意视作诠释学的基本追求。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基本意旨是“通过受控制的、方法论的思考而把一切异化的以及导致误解的东西——由时间距离、语言用法的变化、词义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等引起的误解——排除掉。”[1](P7)
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关系的处理上，施莱尔马赫采取了“作者中心论”的立场。据“作者中心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表达作者原意，而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就是要去把握作者原意，作者原意也因此成为支配整个理解活动的核心。换句话说，作者对自己意图的表达是文本得以产生的初始动力，而对文本中传达的作者原意的把握也是读者理解活动的基本追求目标。文本乃是使作者的意图得以表达并为读者把握的媒介。通过它，作者和读者相互连接，作者对生活的体验及思考得到传承，传统得到接续。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中，作者的意图始终起支配作用。
施莱尔马赫把一般诠释学的理解任务规定为主观地重建客观过程。在他看来，对文本的理解所要达到的，“是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作品作者的心境与精神状态，由此重建作品的精神世界”。[2](P228)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想到，被写的东西常常是在不同于解释者生活时期和时代的另一时期和时代里被写的；解释的首要任务不是要按照现代思想去理解古代文本，而是要重新认识作者和他的听众之间的原始关系。”[3](P55-56)这就是说，理解应该奠基在对作者历史性的把握之上。
那么，如何实现对作者历史性的把握呢?施莱尔马赫在传统的语法解释方法之外，提出了一种新的心理解释方法。在他看来，语法解释的方法是一种“客观的”方法，它往往侧重于昭示文本中文字表面的、一般的含义；而心理解释方法则属于“主观的”方法，它旨在揭示文本背后隐含的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状态。对于理解而言，语法解释固然是必须的和有益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要达到对文本真正的理解，必须进一步采用心理解释方法。
据施莱尔马赫，读者要把握作者在所创作的文本中表达的原意，就必须通过一种“心理移情”的方法，在心理上进入作者创作文本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重建文本与它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情境的联系。所谓“心理移情”，按狄尔泰的分析即是“解释者通 过把他自己的生命性仿佛试验性地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可能由此暂时强调和加强某 一心理过程，让另一心理过程退后，并从中在自身中引起一种对陌生生命的模仿。”[4 ](P90)可见，据“心理移情”观，读者自身的个体性和历史性不仅无益于理解的展开和 深入，相反，它成了读者实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的障碍，成了理解活动中的消极的负面 的因素，成了必须努力克服的东西。所以，“心理移情”实质上就是通过对读者的个体 性和历史性的消解，从心理上重建作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因此，施莱尔马赫强调，“ 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Gesinnung)而进入作者的意识。 ”[5](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