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唐宋兼宗的祈向与清代诗风新变
提要 “诗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强势传播力的诗学观念，其消极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当时虽有接纳宋诗的呼唤，但难以形成趋势。明末清初，钱谦益以唐宋兼宗为新的诗学选择，具体途辙是以崇尚杜诗为由唐向宋的起点，在诗坛大力导入宋代诗风，融铸异质，求变创新。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从而形成宏衍阔大的气局，使诗歌创作具有多元组合的美质。钱氏的这一诗学选择开启了清代新诗风。时至明末清初，千余年的诗骚之树已经老了。有明一代出现了几乎一边倒地以盛唐为宗的诗学倾向，主导者意欲使诗高华滋壮，但事实上却使它老得更快。如果作为一种主要的抒情文体形式还要存在下去并发挥功能的话，人们必须接受“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的逻辑，通过新变来维护和复兴诗歌。对于清人来说，在唐诗、宋诗建立了两大诗学格局，囊括了尽可能多的诗学范畴、诗法家数以后，要想完全超离于这两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时的所谓“变”，似乎只能是对既有的两大格局重新体认、选择和融通。然而，“清人生明后”。既然认识到明人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那么他们为拓宽路途最能有所作为的就是接纳宋诗了。清初诗人邵长蘅《研堂诗稿序》曾指出：“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当然这一“势”，既是循环往复、剥复代序的诗坛风会的内在性，同时也是清代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能动支配。对于唐宋诗的不同特点，邵长蘅曾说“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颇能说明一些。就其体格之殊而论，如果以人为喻的话，则“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1) 如果以佛学为喻的话，则唐诗如禅，深玄窎远，宋诗如净，含容广大。前者境界高华，然参究不易，后者气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标举第一义却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一变风气，走向“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诗学空间更大的宋诗，确是十分明智的。然而正象推行“净”法需要禅净合行的永明延寿式的宗师一样，清人要融汇宋诗却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来开其风气，钱谦益的选择和被选择正成为个人创作祈向与诗歌史内在趋向相重合的必然结果。
一、接纳宋诗：一个长期的潜隐走向
宋代的诗歌史是在“江西”与“晚唐”之争中划上句号的，随着蒙古王朝统一全国，南北诗学逐渐从趋尚的多元化转为反拨宋诗，迈开了回归唐代乃至汉魏的最初步履。只是元代国祚不长，诗道亦未远。当四大家以盛唐诗风为典范的诗歌出现，产生了具有特征的体派时，朝代却也走到了下坡路上。其实，如果元代享祚如宋，并且返回汉唐的步履强劲不衰的话，明代诗歌史的起承转合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格局。从文体文风随时代而兴替的规律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说，明代并没有一反元代诗风，反而与元代诗歌合为一个大的文学阶段，具有基本相同的主导风尚，多少具有些特殊性。
当然，将元明诗合为一个大的阶段，是一个笼统的看法。明人弘唐诗之法，诛宋诗之罪，除了元人“五十步唐诗”未臻胜境外，时代心理的因素也不可忽视。明太祖朱元璋这位集雄才大略与果毅残暴于一身的开国君主，鉴于元代制度松懈与思想统治不力而产生异变，在夺鼎定基伊始便强化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着手诏复唐制，纯洁文化习俗，创造沉潜执着地追求的学术环境，一方面力求高扬新的时代精神，创造与大一统的进程相一致的文化氛围。在诗歌风格上，太祖“尤恶寒酸咿嘤，龌龊鄙陋，以为衰世之为，不足观”，(2) 因此舍弃宋调而尚“盛世清明广大”的盛唐之音就是必然的了。明初士人既诛宋，又伐晚唐，王彝著《文妖》力斥元季杨维桢及宗奉者，方孝孺也强烈地诋斥铁崖体云：“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诞涩之词饰其浅易之意，攻讦当世之文。昧者群和而从之，而三吴诸郡为尤甚。此皆挟鬼磷而訾日月也。其力虽不足为斯文害，然不除灭而禁斥之，何由复古之盛乎？”(3) 这里提出要“除灭而禁斥”铁崖体以“复古之盛”，也典型地反映出强烈的时代心理。有明一代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庙堂色彩，在这种文化心态中长期闪回着“盛世”的幻影，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宦官专权和商品的，生产关系的变化，都从不同角度激活这种幻影，尽管七子派在政治上试图远离庙堂文化，但片面地崇尚雅正的思维，使他们实际上进入并不自觉地强化了这种文化机制。直到嘉靖以后，权力机制逐渐瓦解，而随着启蒙学术的展开，知识群体知性精神觉醒，人们才开始冲破思想的囚缚，走出虚幻盛世精神的光圈。也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重新审视既有的具有统治力的文学，一种与七子派相悖，对庙堂文化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新的诗学价值观才真正得以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