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文论的几句闲话

时间:2020-10-17 15:27:56 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对古典文论的几句闲话

我们常常以有五千年文化的辉煌为荣,诸如一部最早诗歌总集《诗经》被引用得不亦乐乎。此乃引出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多层次地鉴赏、品评,经久不衰,仿佛是诱人的油橄榄。每一次的鉴赏或品评,都能咀嚼出不同的味道来。各路军马,四面八方,洋洋洒洒,品评文章或专著层出不穷,此乃不失为一批珍贵之财富。我想说的别人已说,又还不具备慧眼,但又痒痒,不免又信口胡说。
一、钟嵘《诗品》的一些看法
一部《诗品》,列入最早的关于五言诗的批评专著,开诗话之祖,戴上“思深而意远”的头衔,足以让人羡慕不已。
《诗品》的功绩,此不必说。只是我有些较纳闷:钟嵘在《诗品》中老是提到,某人的诗源出某人,这里作者当然是在肯定后人继承前人文化遗传之精华之表现。但后人是如何受到前人的呢?在没有前人影响之前的前人又受谁的影响呢?这些影响是通过或者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人所运用某词或有某风格、技巧就必须是受到谁谁的影响?在钟嵘之前,陆机就说过:“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囊篇”。既然“暗合”,又何必是“源出”呢?源来源去,果真如此,就怪不得钟嵘得出结论“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我们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是真正的文学,而不是靠源出何处才流传的。当然,并不排除文学的继承性,但这决定不等同于钟嵘的“源出”理论。我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这个说法。比如,中国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学说,而希腊的柏拉图也挂牌:“懂得者方可治国”,他们都是同一,观点、主张竟然如此合拍,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我想,按当时的条件,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就从东方传到西方或从西方E-MAIL到东方,也没有电话能够一下子就沟通。假如能够沟通,那谁影响谁,谁感叹“于我心有戚戚焉”?如果没有互相影响,那就说明我们的哲人和西方的哲人一样的聪慧或愚蠢。
因此,我觉得,钟嵘的某诗源于某人的'观点说得太绝对了。
另外,钟嵘说:“其人既往,其文克定。”这句话有对也有不对。有些人确实是“其文克定”,有些则不然。既成事实,还需后来人婆婆妈妈做什么,更谈不上“横看成岭侧成峰”了。从而也就无法说什么继承与了。其实,古人“既往”,但其文未往,仍不能盖棺定论。“今所寓言,不录存者”,钟嵘之所以不录“存者”,当然还不能最终定论。其实,钟嵘看不惯当时风靡的形式主义,从而要立个“靶”,反弹的则是当时的“存者”。我认为钟嵘能够很好地品评古人的诗文来影射当时的文风,使文化遗产“活”过来,着实难能可贵。
我认为他“不录存者”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不配录(垃圾文学),二是不敢录,三是不录则实录。此处撇开一、三不谈,若果是不敢录的原因,那么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况且他又选取自己认为好的诗文加以品评,这其间有多少是带个人的好恶来选择无法考究,但不录存者,总是少了批评的对象。当然,不是要苛刻他,而是要我们明白,既然一种文学现象出现,自有它的存在的“合理性”。没有品评,文学失去它发展的一定方向;没有文学,批评者无用“批”之地。两者既矛盾又统一。由此扯到现今文坛的一些陋习。一些批评家不敢凭文学本质批评所谓名家之作,而某些作者又借着大批评家之笔发表作品,美其名曰:此是谁谁推荐之力作。文本是靠名家推荐才是“巨著”吗?难道一位真正有水平的作者就非得一位名家来帮忙做广告,作品才有读者。倘若如此,说到底,还是为了名和利,各得其所,何乐不为?当然也不排除那个官司问题。批评家之所以不敢直言不讳就怕难个官司,动不动就打官司,批评家和作家好象仇敌一样。批评家如果说一句较为苛刻的话,硬是被作家说成是“人身攻击”。那作家就未免又有“臭美”之嫌;而批评家在批评时也不能把批评等同于鉴赏,鉴赏较主观,甚至偏见,但批评则较客观的,不以个人好恶来批评,更不能搞人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