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小川看中国新诗的探索和发展
新诗的史，始终贯穿着一系列的探索和实验。如何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发展新的 形式，如何使新的艺术形式在表现火热现实生活中发挥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郭小 川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值得关注的探索道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全国曾进行一场旨在发展新诗的艺术形式大讨论。然而在大量创 作活动中，人们却把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指导思想，衍变为仅在当时 的大跃进民歌和领袖诗词基础上发展新诗。在那样的氛围中，郭小川新格律体 诗的出现，无疑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它不仅证明了新格律诗体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 时，也雄辩地证明：较之自由体，新格律体非但毫不逊色，而且亦不像某些批评者所云 ：“束缚”诗人的思想感情。提倡和实践新格律体诗的写作，非但不是什么形式主义或 唯美主义，而它却恰恰标志着新诗在努力向诗的内核做一种逼近，一种烛幽探微，一种 对诗创作内在艺术的发掘和探求。
尚须说明的是，当时人们似乎已公认只有民歌体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郭小川 体通过期刊和电台等传媒刊布后，它便风起云涌激荡在各种群众的朗诵会上，深得广大 读者和听众的喜爱。这昭示人们：新格律体不仅同样能产生优秀诗作，乃至杰作，只要 能纯熟地加以运用，格律不但不是什么“束缚力”，反而能推动诗思的运行，并帮助诗 人迅速完成自己作品的艺术构思。同时，它还昭示出：杰出的诗人，其作品必然具有多 样题材、体裁、手法及风格。而能够称之为诗歌繁荣发展的时期，则必须是不同流派与 不同风格的优秀诗人辈出而且能够并存的；他们的作品异彩纷呈，而气象万千。郭小川 体的出现，不仅使新格律体重新焕发青春，而且它鲜明地昭示出：只有在学习民歌和古 典诗歌，学习外国诗歌和新诗自身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来发展新诗，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 。从宏观上说，这些方面，哪一个方面不能有所偏废。因此，郭小川体的产生和成熟， 在当时的诗坛，无疑是异军突起，因而有特殊的意义。
郭小川的诗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乃至逐步扩大到国外去。这一方面是 因为诗歌发展的自身艺术规律所致；另一方面则表明，郭小川绝非“孤芳自赏”，他拥 有众多的读者。每当我们去研读郭小川的新格律体诗时，除深感它具有浓重的历史文化 积淀外，还会深切体验到，每次我们都在同诗人进行心灵的对话，灵魂的碰撞和袒露胸 怀的交谈。郭小川这类诗歌，虽然写得格律谨严，却又具有自由灵活、临风摇曳，犹如 行云流水之态。它同样兼有自由体诗之所长。而这恰恰是在诗美创造方面，极难达到的 一种、质朴而又炉火纯青的极致，一种造诣颇深而又卓绝的艺术境界。郭小川凭着 自身坚实的文学素养、独特的艺术个性与执著甚至痴迷的艺术追求，却举重若轻、驾轻 就熟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在郭小川手中，那些颇具苏、辛格调的词曲体，和那些浑厚凝重的新辞赋体相继涌现 ，它们犹如绚丽的彩霞，装点了中华诗园的天宇，使诗坛出现了恢宏雄丽的景观。新格 律体诗，在郭小川笔下得以成熟，并展现出它的辉煌，可以说大大缩短了探索者们所需 要的漫长时间，从而为探索者赢得了更丰厚的时间财富。
从一般的规律上说，一种新诗体的形成，往往都是先有诗人们(当然包括民间的)的创 作出现，再经诗歌家们从理论上加以和完善，以至达到为更多的人所公认并加 以运用。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它往往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诗歌中的五 言、七言、近体律绝及词、曲等艺术形式的形成，就经历过这种漫长的时间历程。以闻 一多、徐志摩、朱湘为代表的新月派诸君，以及以何其芳为代表的格律诗派，他们 都注重句型，即“诗行的构建”；虽然也强调过“节的匀称”和诗节的行数应有规律性 ，但出发点则都是依据诗应有“比较整齐比较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因此，其建行、建 节的美学原则，都可以说是“均衡”的美。郭小川则不仅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注重句型 即诗行建设，与众人迥然有异的是，他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诗节的构建，乃至整个篇 章结构。他神工鬼斧般地创造了以“句组”、“句群”为“节奏单位”的新格律要素和 格律化运行机制，而且运用得那样得心应手，卓有成效!除了在建行、建节上讲究“均 衡美”的美学原则外，他还引入融进了“参差美”的美学特征。从总体上看，郭小川诗 呈现出一种参差与均衡交并的美。它拓宽了新格律诗的领域，开阔了新格律体诗人的视 野与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