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禅

时间:2020-10-15 17:01:47 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

诗与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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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最具气派的佛教,也可以说它是中国自己的佛学。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以来,到唐代禅宗的建立,花了60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漫长的消化过程。禅宗的通达、印“放的精神,质朴明快和讲求实际的作风,都是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格的表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禅宗一出现,就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其迅速扩大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文学的影响当然也非常显著。唐宋时期,诗人与禅僧交往是一种很时髦的事,象唐代的王维、韦应物、刘禹锡、颜真卿、权德舆,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人,都与禅僧过从甚密,他们都是禅的爱好者,有的甚至是忠实信奉者,所写的诗有着浓厚的禅味。杜甫是一个“一饭未曾忘君恩”的典型的儒家诗人,但连他也说过:“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韩愈是个排佛很激烈的人,但他后来也忍不住和禅僧交往起来,可见禅宗对当时诗人的吸引力。再从禅僧方面来看,由于禅宗扫除了种种戒律和坐禅仪式,他们也就有充裕的时间去与公卿文士交往、去涉猎外典、去搞。禅宗中的诗僧很多,如唐代的灵一、清江、皎然、灵澈,五代的贯休、齐己,宋代的惠崇,参寥、洪觉范都是很著名的,他们在诗中除了证性谈禅之外,也吟咏世俗情,文人士大夫很欣赏他们的作品。此外,在禅家内部的参禅悟法的功课中,诗歌也是很重要的工具,祖师开示机缘,门徒表达悟境,往往离不开诗。诗与禅的联系既然如此密切,那么人们从上来探讨二者的关系,也就是很的了。

概观唐以后的人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似乎可以归结出这样几种意见,一是诗禅相异说,二是诗禅相似说,三是诗禅相同说。对于这几种意见,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们哪个对、哪个错,因为它们有各自的不同角度,所以意见难免有互相抵牾的地方。但如果拨开这些浅层上的现象,我们即可发现各派理论在深层上的相互补充,它等待着我们今人在综合各代各派意见的基础上把它发明出来。

一、 诗禅相异说

如果从较为外在的角度来看禅的宗旨,它与诗的对立性是很明显的。佛家所主倡的本体是寂然不动的自性,而禅宗则把这种自性看成是每个人的空明静寂的本来心情,六祖惠能说:内见自性不动,名曰禅。就是说,禅家是以发现自己的本心,回复到自己本心为归依的。如果从心的角度上来看这种“本心”,它实际上是不被外界所惑、不动心起念,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当然也更没有感情活动的--种主观状态。惠能所谓“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就是这种境界。黄檗曾把佛心比作恒河的沙子:“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它没有喜怒哀乐之情,因此也就能处处自在,而诗则完全相反。按照中国传统的见解,诗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喜怒哀乐的感情,它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而且中国传统诗论中所特别推崇的是诗人的忧患意识,强调悲愤的感情是好诗的来源,古人赏乐以悲为美,司马迁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作”,韩愈讲“不平则鸣”,以及后人所谓的“诗穷而后工”、“不愤不作”等等,都是这种例子。如果说,一切感情都属于佛家所要扫灭的“烦恼”之列,那么悲愤的感情是表现得最直接、最强烈、也最折磨人的烦恼,所以也就更为佛家所不容。韩愈有一篇《送高闲上人序》,是写给-位叫做高闲的和尚的,他是个书法艺术的爱好者,特别喜欢学张旭的字。但韩愈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书法是情感的表现,张旭的书法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喜怒窘穷,忧悲愉陕、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而僧人却是“一生死、解外腰,其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心中没有张旭的情感,只是外在的张旭的笔法,“未见其能旭也”。韩愈这里所说的虽然是书法,但其道理尤其适用于诗。后来明末人陈宏绪说:“诗以道性情,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情,说诗者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而咏歌之,申之曰:发乎情,民之性也。是则涛之所谓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征之于情。而禅岂有是哉?一切感触等于空华阳焰,漠然不以置怀,动于中则深以为形,而况形之于言乎?……既已出尘垢而学禅,其又安以诗为?”(《尺牍新钞》二集,《与雪崖》)就是具体说到诗与禅的这种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