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的分代
20世纪的知识分子，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遭到普遍忌讳的问题。由于权力、大众传媒、商业集团的话语转移和资源垄断，使得知识分子言述的力量大打折扣，知识分子再也不可能拥有自己自由言说的无边边界，他只能在日益狭小的话语空间和现实沉重无力感之中，有限地坚持自己直面真理的信念。就而言，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是中国精神开合的晴雨表。九十年代的知识权力和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分析的命题本身，使人很难限定于某个单一的领域，而对这一领域的不断分割和寻绎其差异性，使这一研究域具有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基本格局。当然，如何从实践进入，从文本进入思维，从表面多样性进入深层本质性，成为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原则。就此而言，在现实的丰富语境中寻找思想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并在知识话语范围内发现造成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定位诸多差异性的根本诱因，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宽泛地说，知识分子研究，是要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束缚，让思想在消失了权威话语的"无名"状态中展开，使任何一种先验结构都不可能强加给主体以定在的形式。所以，使知识和知识分子从其话语那已经被命定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从过去那种历史意识的误读状态中，甚至从封闭并失而复得的循环中解脱出来，才可能正当地发现知识实践和知识分子主体的危机。直面这些问题，而非粉饰问题存在，在世纪末终于成为可能。
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众多问题的焦点。在西方解构主义者提出"主体死亡"、"知识分子死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确实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面临知识与市场、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历史、知识与政治等多方面问题的缠绕，很难既做到独立于任何权力话语之外，又不完全进入所谓的"凉心"的状态而逃避现实躲进学术象牙塔。知识分子的这种尴尬状况，在九十年代相当突出。
大体上说，中国20世纪几乎每一代知识分子都遭遇到既相同又相异的思想命运问题。在知识分子的分代上有"四代说"、"五代说"、"六代说"，而我坚持"七代说"。所谓"代"的概念，并非是一般的生命体的换代，而是在时代意向、基本价值、知识谱系、关注问题等方面具有的根本性差异。从学术思想独特性出发，将每代人不同于前代人的生存语境、学术背景、基本特征揭示出来。
据此，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思想断代：
一，"世纪初一代"。
清末民初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大致可归为这一代。这一代国学底子厚，既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又具有相当深刻的文化生存危机感，在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中，借鉴西学以立论，坚持"中体西用"，并能在学术上获得相当的成就。严复翻译西学典籍，为中国输入西方思想做了奠基性工作，然而其后期却又重新退回到保守思想之中，临终前说："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无疑给人以诸多可思可叹之处。而这由西归中的思想模式，竟也不期然成为20世纪知识分子思想的基本轨迹。
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不难看到，这种世纪初"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困境和希望，到世纪末的中国仍未根本性地解决。
章太炎自述其"少时治经，谨守朴学。……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殃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菿汉微言》）对西学中学均相当精通，打通中西的学术意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同时，章太炎的国学中心主义意识使其曾就翻译日本著述致信罗振玉，其语言相当尖刻。"足下学术虽未周挟，……今复妄自鄙薄，以下海外腐生，令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学在四夷。……今以故国之典，甚精之术，不自校练，而取东鄙拟似之言。斯学术之大蜮，国闻之大稗"。 然而，章太炎终未在思想上有突破性的开拓，除了其沉溺于经学中未及全面创新以外，恐怕其重思维论而不重价值论的变革也是其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