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文学在“推倒”旧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诞生，其所选择和运用的批评话语不可能归属于中国传统话语系统。然而，一阵风潮也不可能使中国文界尽得西方文化和文学某些概念之精髓，中国新文学界之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在内涵的把握上难免带有想象的性质，在具体运用上也体现着自以为不言自明的自明性特征。这从几十年来对“为人生的”、“为艺术的艺术”观念的接受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上便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一 想象性阐解
对于“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这两个西方文学观念命题，中国文学界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不过，纵观这么长时间的译述和讨论，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被凸现出来:中国新文学家除了对“为艺术的艺术”观有过较为明确和较为详尽的介绍与谈论而外，对另一个重要命题“为人生的艺术”的阐论一向都是语焉不详;既说不清这一命题的具体内涵，也摸不透这一命题的主要倡导者和主张者是些什么人。但这并不新潮社、文学会等作家团体将这一概念挪借来作为自己的旗帜。一种不明就里的概念把握当然不妨作为一种观念的标榜，即在尚未澄清其“所指”的前提下发挥其各种“能指”意义;可中国新文学界依据对“为人生的艺术”概念的这样一种粗疏的把握，就动辄搬出引经据典的架势谈论西欧文学史上所谓旷日持久的人生派与艺术派之争，应该说属于“煞有介事”的想象。
“为艺术的艺术”确实是来源于19世纪一批文学艺术家的倡导和鼓吹。法国文学家戈蒂耶明确地提出过“为艺术的艺术”，更多叛逆精神的波德莱尔提出了“诗的目的不是‘真理’，而只是它自己” ① 的见解，这一见解为英国批评家布拉德雷“为诗而诗”的观念所印证，更受到从精神到行为都趋向于反叛的王尔德的积极响应。这一派的文学观虽然在现代中国基本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但还是得到了比较系统的介绍，甚至在诸如创造社、弥洒社、浅草社、沉钟社等文学社团那里，还得到了一定程度、一定时段的标榜 ② 。但就“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更加普遍更加稳妥的文学观而言，其来路既不那么清晰，其内涵也被中国新文学家当作一种无须阐论的自明性命题加以模糊运用，以至于外延漫漶，到无所不包的地步。
正如沈雁冰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所表示的，中国新文学家只是模糊地知道，“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 ③ ，至于这句“标语”的主倡者是谁，则无人能够明确。按照沈雁冰当时的一些见解，这种“为人生的艺术”观似乎出自于托尔斯泰:“我自然不赞成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 ④ 周作人最先联想到的文学家似乎是莫泊桑，他认为“为人生的文学”就是“人的文学”，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例如莫泊桑的《人生》之类 ⑤ 。当时又有人以为可以追朔到福楼拜，这就是表示坚信“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观点的李开中，他举例说“伟大的文学家”都注意考察人生，福楼拜“常教他的学生去实地考查车夫生活然后用文字把他描写出来” ⑥ 。樊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观点，则认为20世纪当代法国的写实主义是“人生派”，罗曼罗兰“是一个法国人生派最显著的人物” ⑦ 。鲁迅则认为，俄国19世纪后期的文学，即“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就是“为人生”的，代表人物则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 ⑧ 。
或许西方文学史上确实存在过“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 ⑨ 两两对举的理论现象，直至今天，特别是在美术和诗歌领域里，国外的理论界仍在用这两个概念来概括文学艺术中的相关理论问题，认为“‘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是长期以来不断重提却难以解决的问题” ⑩ ;在有些理论家看来，这些有了相当长时间和理论积累的命题具备了相当经典的性质，故而用“AFLS”这样的带有约定俗成色彩的缩略语代替“为人生的艺术”（art for-life’s sake）概念11 。沈雁冰当年也曾把这两个概念只是当作“问题”，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说:“虽则现在对于‘艺术为艺术呢，艺术为人生’的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