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三系”归一—论建安风骨与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之关系
论文关键词:建安风骨 诗学传统 关系
论文摘要:建安风骨作为文学史上特异的景观，历来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研究者往往关注于建安诗人与时代风气之关系，而忽略了文学系统内部之间的一种延续性。其实，建安风骨的形成在极大程度上是文学内部的一种演变，是孺学诗学体系、骚学诗学体系和庄学诗学体系相互融汇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的诗学话语系统中，有三支系统一直是分足鼎立的。这三个系统分别是以《诗经》为核心、以《乐府》为支撑的儒学诗学体系;以屈原作品为主体、宋玉景差等人之作品为羽翼的楚骚诗学体系;以及以《庄子》为旗帜的道家诗学体系。儒学体系历来以其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而影响后世;楚骚诗学则以其九死不悔的人格、悲怨的激情、缥缈恍惚的境界、精彩绝伦的词藻之美和富于比兴的香草美人象征手法而被后代所推崇;庄子诗学体系则以它放旷的气质、诗化的人身哲学、独立的人格魅力及对万事万物饱含深情的悲悯情怀而衣被后世。
在整个中国的诗学话语中，诗人或承续一系，或以一系为主而辅之以另一系。如李商隐继承了楚骚诗学的精髓，他的诗歌用极为精致的语句营造着一个个缥缈恍惚的意境;而诗圣杜甫则以儒学体系为主，在此基础上又转益多师，形成了以沉郁顿挫、慷慨悲凉为主，清新俊逸、自然平和、婉转流丽为辅的多样风格。虽然杜甫或多或少地也受到庄学的影响，但其主要的风格还是来源于儒学体系和楚骚体系。能够融三个系统为一体，三种体系在某个诗人身上表现的并驾齐驱，在中国的诗坛上寥寥无几。陶渊明、李白、苏轼三者可以说是融三系为一体的典型。在他们身上，既激荡着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对万物苍生的浓浓深情;又有着对现实疏离后的诗化人身，在一片浊世中保持着自己香洁的人格。阳刚与阴柔、愤怒与平淡、优美与壮美奇妙地统一于他们的番中;在如梦如幻的诗境中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注，而又自能高蹈能隐逸。作为诗人个体能够融三系于一体尚且之少见，作为诗歌流派则更为罕见。建安诗人身处于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殊的时代和身份使他们不仅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和对天刁生的关注;同时也使他们对命运的不可捉摸、人生的短暂比俄体会的更为深刻。但是对于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社会，他们近身居高位，也常常感到一种无能为力。于是，只能进人一种玄的世界中去寻找解脱之境。因此强烈的现实主义、人生短暂白叹、突出的个性表现、浓郁的悲剧色彩便体现在每个人的诗作形成了建安诗人的流派风格。刘舞《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多学:“观其诗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硒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充分说明了建安诗人们的上述特而这些特征与三种诗学话语系统都是有充分联系的。
一、建安诗歌与儒学诗学体系之关系
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建安诗人的一个突出特征。无钱“三曹”、还是“七子”，他们大多数的诗章是直面社会人生的。对苦难的世界，他们往往心怀优愤。然而他们把这种优愤之催抒写消融于一个个具体场景的描写或事件的续写。正是这微之境的刻画使他们的诗歌具有一种更为现实的意义，从正才有可能使它们具有“史”的性质。从美学上来说，这样的也才使这些诗作具有一种与情感疏离之后的美，诗歌才保持了更为动人的情态。也因此才说建安诗人的作品深受儒学诗学体系的深广影响:它们不仅具有了儒学积极人世的现实主义之表，更具有了其温柔敦厚之里。曹植的诗歌就具有上述特点。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才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卷上。对此，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评道:“钟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观子建‘明月照高楼’‘高台多悲风’‘南国有佳人’‘惊风飘白日’‘渴帝承明庐’等篇，铿锵音节，抑扬态度，温润清和，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与‘三百五篇’异世同雄，此所谓韵不可及也。”川卷上胡应麟亦道“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意象，规模酷肖，而奇警绝到弗如。”川内编卷二。
不论是钟嵘，还是张戒、胡应麟，他们都深刻地体认到曹植与儒学诗学之代表“诗三百”与“十九首”之间不可分割之关系。张戒的“温润清和”、“辞迫切而意已独至”更是极中肯地指出曹植诗歌继承了儒家诗学的温柔敦厚的传统。
西北有织妇，绮窗何缤纷。
明晨秉机杆，日员不成文。
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
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
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