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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世嫉俗忧国忧民一徉于古诗词长河中的忧患情结
论文关键词：古典诗词 忧患意识 文化遗产 继承学习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心特征，几千年来一脉相承，且催生了古典诗歌忧国爱民的抒情主题这些诗歌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忧患意识是人们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和人生命运的焦心忧虑，以及产生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并进而形成希望以自身内在的生命力量去突破、超越的心态。优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也是汉民族特有的心理特征，古已有之，且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逐步深刻而丰富。
1忧患情结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先民的生活环境非常险恶，“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蠢》)，时常有洪水、大火、野兽威胁着人民的生命，“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方式单一，生产力低下，收成极不稳定，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先民深感死亡的威胁，看到生命的有限，促进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而引发了他们强烈的生存渴求。这些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具有深广的优患意识的民族。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反映的便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忧患心态。
其次是儒家思想观念所起的整合作用。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优”，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心忧天下，民为邦本”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孟子例举历史中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舜发于吠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扁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并由此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孟子将人生优患与社会优患，个体忧患与群体忧患结合起来，将其提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规律这一层面来认识。
从战国末年到秦统一天下，“忧患”就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随着懦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其“心忧天下，民为邦本”的思想就对文人影响深远，忧患意识被视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并逐渐化为个体人格内在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亡国之音，隔代相闻，故国之思，不绝如缕。心忧天下也自然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自觉肩负的重任和精神动力。
2忧患意识在诗歌中的丰富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是多方面的，中国最早的文学样式诗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理所当然地承载优患意识。诗人对社会特别敏感，对痛苦的体验比常人强烈，甚至能透过现实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忧患情结在中国传统诗词中表现更为突出。诗人们继承学习，发展创新，几千年来古诗词长河中始终徜徉着浓郁的忧患情怀。
2.1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是忧患情结中最重要的特点。《诗经·黍离》篇传说是周人东迁后一位大夫重游故都，见昔日的宗庙宫室，已遍种黍樱，不禁伤心落泪:“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吟唱，开创了中国古代忧患诗词的先河。
继《诗经·黍离》之后关注国家命运的诗人是屈原。他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作品，以悲忧为基调，《离骚》是屈原最宏伟的诗篇。而诗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了忧国的千古名句。
屈原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们的追求，诗人们意识到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深切关注国家的一切，尤其是在国家动荡时，心系天下的忧患情感在诗词中表现得更为浓烈。
曹操身处汉末乱世，他的诗歌关注国运，具有慷慨悲惊的艺术风格，在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苦寒行》)的战乱时代，诗人更容易感到人生无常的苦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者的感慨是和他统一天下的雄心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感叹人生短暂之时，更渴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后世诗人一脉相承了这种忧国情怀: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扰唱《后庭花》”(唐.杜枚《泊秦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范仲淹)
“位卑未敢忘忧国”(宋.陆游((病起书怀》)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宋.文天祥《过零丁洋》)
2.2对民生疾苦的悲悯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是以濡家思想为主体的，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的是杜甫。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内心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人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并在他的诗歌中淋漓尽致表达出来。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泳怀》)
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亲眼看到唐王朝由繁盛走向衰败的过程，经历了太多的离乱与漂泊，诗风更是凝重与沉郁。安史之乱前，诗人透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就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752)，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真实地记录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指控了唐王朝的穷兵黔武。表现了对苦难百姓的无限同情。
在安史之乱中，他随同难民一起流亡，更多地目睹了人民的苦难，诗歌具有更为深广的思想内容。他的诗歌集中揭露了叛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揭露了封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利害冲突，表现了作者忧时丧乱的深切感情。“三吏”、“三别”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优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
白居易是继杜甫之后的又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从“惟歌生民病”出发，白居易在诗中描述了这个时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对民生疾苦表示了极大的关注。《重赋》中写下层民众“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并寒气，并人鼻中辛”，而《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此形成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暑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绩》中也以“丝细操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以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轻肥》中，他揭露了宦官“蹲基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孽洞庭橘，脍切天池鳞”，而这时百姓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是岁江南旱，衙州人食人”!这些诗作，揭露了封建社会里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悲悯。
唐朝以后也有一些诗人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张养浩的《山坡羊·渔关怀古》便是一首名作:“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作者在诗中深刻地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论怎样改朝换代，人民总不能摆脱痛苦的境地。
优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内在精神，从早期提倡“心优天下，民为邦本”的道德人格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再到近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其中爱国忧民是基本内核，千百年来一脉相承，这种民族精神深沉而饱满，催生了大量的优患诗歌，这些诗歌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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