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与互补
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互补现状，即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同时，也实现了双方的渗透发展。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浅谈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与互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谈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与互补 篇1
摘要:
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互补现状，即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同时，也实现了双方的渗透发展。因此，本文将着重于分析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互补，并最终认定二者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强化了各自的文化软实力影响率。
关键词：
泰国文化;中国文化;差异;互补
泰国文化虽然与中国文化有着差异性，但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通已经有着很长的历史了。应该来说，泰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反过来中国文化也对泰国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在比较了两种文化的差异性之后，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互补。
一、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分析
（一）权力概念。泰国有着较强的等级观念，他们在进行权力人物选拔的时候，往往是以他们的等级地位作为基础，从而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权力高低分化，即使在有着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中也存在这样的等级观念，说明了泰国文化中非常尊崇权威性。中国文化中的人们也是不平等的，有着较为鲜明的集权文化特征，表现出高权力距离，子女要服从父母长辈，下属要服从上级，学生要尊重教师等，甚至还有较大的社会报酬差距。
（二）价值观取向。泰国的文化中有着较为深厚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础，他们传统文化中认为人是家庭与宗族中的重要组成成员，他们应该受到家族的保护与爱护，各个成员应该对家族报以忠诚之感。因此，泰国文化中更为看重群体的关系。中国文化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依然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应该看重情感因素的融入，并不能强调个体性的存在价值。因此，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取向有着一定的差异性。
（三）性别文化。泰国是一个人妖盛行的国家，其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诱惑而逐步使得男性化与女性化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倾向于女性化文化的特征，并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大利益链，女性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并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妖文化圈。在泰国家庭中，女性有着与男性真正平等的地位。中国文化虽然说一直在倡导提高女性地位，中国女性也的确日益坚强与独立，但是，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掉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仍然在社会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女性更多的处于从属地位。
（四）生活方式。泰国对于一些不够确定的事情往往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态度，他们一般不会与陌生人来往或交流，也不会为了一些事情而进行公开的冲突或对峙。因此，我们可以说，泰国文化是较为保守守旧的，其对于不确定性往往有一种规避心理与行为，不愿意冒一些风险。中国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成功的改革，人们开始追求自由式的生活方式，但是，还有不少中国人更愿意采取安稳和确定的生活方式，向往那种安逸的生活。
（五）消费取向。泰国人的消费观念趋向于短期取向，他们中有不少人认为短期内可以消费就进行消费，是一种提前消费的思想。但是，他们比起发达国家来说，他们又属于长期消费取向。无论如何，泰国文化使得泰国人更喜欢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国文化却让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存在着矛盾性。一方面，中国人喜欢储蓄，这说明了他们有着一定的长期消费取向，希望通过储蓄来保障未来的生活。但是，他们对于一些东西的消费却又表现得较为短视，比如说房产等的投机行为等，这又不得不说他们的消费观又是短期取向。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仍然更为偏重长期消费取向。
二、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补
首先，我们应该从泰国文化中吸取其精华之处，可以把它应用到我国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工作中去，选择合适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从而取得最佳的管理效果。现代企业还应该设计出符合企业文化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要能够针对中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来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还应该辩证的对待人力资源本土化管理工作，要能够让现代企业的文化层面不仅具有本土化特征，更要从多元化的角度来考虑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还要平衡好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之间的关系，打造出适合男女性别差异的企业文化，不仅可以迎合男性成员的文化需求，还应该充分考虑到女性成员的文化需求，有利于真正提升企业员工的自我价值。因此，直到现在，泰国文化中还保留有中国一些几近消失的传统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也对泰国文化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泰国国内中国文化的表现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有很多泰国华人与泰人混居在一起，有些泰国华人仍然保留有中国传统的春节节日习俗，并在泰国侨居的过程中，也把中国文化融入到泰国文化中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是现代泰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影响到泰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中国文化在宗教方面对于泰国文化的影响来说，主要就是具有明显中国文化特征的大乘佛教对于泰国佛教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观音与泰国观音都是女性形象，中国的弥勒佛形象与泰国弥勒佛形象也较为类似。中国语言文化的包容性与丰富性也让泰国语言词汇不断地发展壮大，一些泰语词汇与中国汉语发音一样，尤其是与中国广东潮汕话一致。中国文学也推动了泰国文学的发展。当然，中国文化对泰国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日常生活、民俗民风以及建筑等方面。
参考文献：
[2]任一雄.传统文化的张力与泰国威权政治的前景[J].学术探索，2002（2）
浅谈泰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与互补 篇2
摘要：
二十世纪初，美国本土汉学家费诺罗萨发表关于汉字的长文，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华裔汉学家刘若愚对费诺罗萨关于汉字的同一观点先后两次作出态度迥异的评判。刘若愚与费诺罗萨的“汉字”邂逅显现出刘若愚汉学研究注重深层次对话与传播中国文化的学术诉求，对此一学案的清理与细绎对当下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均具重要启示。
关键词：
刘若愚；费诺罗萨；汉字；海外的汉学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
海外汉学，作为国外学者研治中国文化的一门学问，因与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有着共通之研究对象，故可视为中外文化交通、中国文化海外传布的重要路径。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观瞩较早如莫东寅之《汉学发达史》，然系统与规模性的爬梳与研治则当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文献译介始，而后步入学术史梳理阶段，进而在坚守“本土意识”基础上初步尝试与海外汉学展开对话。但如何有效地进行对话，继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下推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此无疑是当下海外汉学研究所亟须回应的问题。藉于此，本文尝试以刘若愚与费诺罗萨关于汉字的“二度邂逅”为个案，揭橥这一学案对于国内的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某些启示。
一、二度邂逅的过程描述
刘若愚（JamesLiu，一九二六—一九八六），美国华裔学者，早年负笈海外，后寓留美国高校任教；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FranciscoFenollosa，一八五三—一九○八），美国本土汉学家、东方学者。二者同为二十世纪知名汉学家，但生命轨迹并无交叠，此处“二度邂逅”是指刘若愚对费诺罗萨文中所提出的关涉汉字的同一汉学观点先后两次态度迥异的评断。费诺罗萨长期旅居东瀛，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以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哲学与英国文学。与此期间，亦致力于探究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艺术，并曾在日本汉学家森槐南（KainanMori）指导下研习汉语与汉诗，希冀为西方文学艺术寻得某些东方资源。正如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Pound）所言，“他的头脑中总是充满了东西艺术之间异同的比较。对其而说，异国的东西总是颇有裨益。他盼望见到一个美国的文艺复兴”。
费诺罗萨通过对东方文艺差异性现象的观照，试图探寻一种诉诸于视觉的形象语言，抑或说是一种视觉诗，从而使得读者可以自由体验艺术家的独特匠心。在费诺罗萨观来，艺术需要的是综合思维，而非西方的分析性思维。综合性思维不需要抽象语言，而是需要一种包孕性的语言；一些富于趣味、意义隽永的语词，其中心充荷着丰富的意义，一如原子之核，爆发后向广袤无垠的的四周放射光辉。在费诺罗萨看来，西方的拼音文字由于受制于语法、逻辑等要素，故而过多地重于分析与抽象；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却包含有一个栩栩如生、可触可见的感性世界，本身即是一首天然的诗。于是在临终前不久，费氏写下了题为《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TheChineseWrittenCharacterasaMediumforPoetry）一文，对汉字的所谓“形象化”大加称道，指出“汉字的表记远不仅仅是任意的符号，其基础是记录自然运动的一种生动的速记图画（shorthandpicture）”，自然是不断运动的，因此汉字呈现的是自然物体运动的图画。费氏进一步举例说，意为“说话”的表意字“言”，是“一张嘴”，有一个“二”字和一团火从中飞出；而意为“困难地生长”的表意字“芚”，是“一棵草带着盘曲的根”。尤其是，当我们从单纯的起始性的图画进到复合字时，这种存在于大自然和汉字中的动词品质，便更为引人注目，更加富于诗意。在这种复合中，两个事物叠加并不产生第三物，而是暗示两者之间一种根本性的关系。例如，意为“集体用餐伙伴”的表意字“伙”是一个人加一堆火；“春”字的字形显示了太阳底下万物萌发；“東”表示太阳的符号绞缠在树枝中。“男”是“稻田”加上“力”；“洀”是“船”加上“水”，水波。
费诺罗萨此文及其他一些手稿后由其遗孀交付诗人庞德整理，发表在一九一九年的《小评论》上；一九三六年，庞德又在此文前附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将之以单行本形式刊行。经庞德大力扇之，费氏这篇文章成为蛮声文坛的名文。经由诗人庞德的'介绍和推广，费氏的观点对英美诗人和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判，如华裔汉学家刘若愚。汉字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语的构词原则和句法结构，从而影响到汉语的表达方式，鉴于汉字在汉语乃至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诗学》（TheArtofChinesePoetry）一书中，刘若愚指出以东方学者费诺罗萨和诗人庞德为首的西人对中国汉字的认知存在着严重误读。他说，汉语使用的是方块字，而非字母组合成的单词，这的确是汉诗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形成了汉字皆为象形的，抑或是表意的成见。这一误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费诺罗萨和庞德的影响。
为批驳费诺罗萨与庞德的舛误，刘若愚考察了汉字结构的规律。传统的汉字构成有六条原则，即所谓的“六书”（thesixgraphicprinciples）。刘若愚指出，在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中，最后两条原则“转注和假借”是已有汉字的扩展使用，而不关乎新字的构成。这样，事实上，有关汉字结构的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条基本原则。因之，与此相应地亦可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纯粹象形字、纯粹表意字、复合表意字以及复合表音字。属于前两种类别的汉字为数不多，但由于它们所表示的或者为普通的物体（如日、月、林、木），或基本的概念（类似数字、上、中、下等），故而易给西方人以错觉，似乎它们不在少数。其实，汉字的绝大部分属于带有音符的最后一类。即使那些起初是依据象形原则所造之字，大多数也失去了其象形的特征，它们现在的字形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相似之处已所剩无几。据此，刘若愚指出，费诺罗萨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即是说，将汉字视为自然运动的速记式图画的观点是对汉字的严重误读，因为大部分汉字都包含表音的成分。
然而吊诡的是，在时隔二十五年后的绝笔之作《语言—悖论—诗学》（Language—Paradox—Poetics）一书中，刘若愚却陡然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并为费诺罗萨“翻案”。刘氏说，中国古代“人文（文字或文学）对应于自然之文（图文、结构，包括星座、地形构造、动物之皮毛花纹），二者皆为宇宙之道的显现”。在该书中，他以为中西语言之间泾渭分明，并反而盛赞费诺罗萨直觉到汉字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的思想家与作家，包括道家，均未将写作视为对口语的模仿，故而也就与“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剥离开来。
刘氏认为中国作家通常并不着意区分口语和书面语，即便区分亦是倾向于后者。与西方存在的“语音中心主义”相比，中国对于文字的偏好或许可称为“书写中心论”（graphocentrism）。刘氏本人亦意识到这一评判与其早前对费诺罗萨的诘难大相径庭，但其坚持认为这与其在《中国诗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矛盾，只不过“由于情况的改变，我的重点有所转移。我当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大多数汉字都包含着一个语音因素；而我现在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汉字都包含着语音因素，人们可以不知其读音而知其意”。
二、二度邂逅的时代动因与理论启示
刘若愚对费诺罗萨评判态度的逆转以其自己的话说即是“由于情况的改变”，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那么“彼时”与“此时”又分别是何时，又是何种时代动因驱动刘若愚学术注意力的迁移？对这一问题的解析之于寻绎与海外汉学有效对话的相关策略，进而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颇具启发意义。
三、“海外的汉学研究”概念的引出
由上述个案可细绎出三个相关性概念，即“海外汉学”、“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的汉学研究”，对于后两者尤需在此做一厘清。“海外汉学”如前文所言，是指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一说法目前国内学界基本达成一致，似毋庸喋述。而对于“海外汉学研究”，有学者认为指的是“我们对于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层面”。此处“我们”显然是对中国国内学者而言，如此即所谓“海外汉学研究”是中国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在此一界认中，因将研究主体囿于“我们”，故恐失之周全，因其忽略了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另一支重要构成部分——“海外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史表明，“海外汉学研究”以地理为界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一块即所谓的“我们对于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即“国内的汉学研究”；另一块即海外以汉学家和国外其他相关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群对汉学研究成果的评估，我们可称之为“海外的汉学研究”，这是一份目前尚不为我们所关注或者说国内学界尚未清晰意识到的重要学术资源。事实上，海外的汉学研究历史久远，成果丰赡。可以说，海外汉学一经诞生，其后便在海外出现了汉学研究。具体言来，海外汉学家在同行间常开展以书评、论著或论战为形式的学术互评。某一观点被提出后，会在海外汉学界内部引发赞同、反对或修正的声音，此方面的例子甚夥，自不待一一枚举。单以文学研究领域观之，名盛者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与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围绕后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展开的论争；名不甚彰但意义亦重大者如本文所论之刘若愚对费诺罗萨汉字解读的批判。汉学家具备相关学科的深厚学殖，游弋于西学与中学间，且兼具独特的外语优势，而这些学术品格正是我们国内海外汉学研究者所匮乏或欠缺的，故而他们的汉学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较之于目前国内同行在成熟度与有效度方面颇能胜出一筹。这可由刘若愚对费诺罗萨的批判窥得一斑，而其中所体现出的深度对话意识与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地位的价值诉求，尤其值得国内汉学研究者引为借镜。
总之，海外的汉学研究、国内的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三者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而实际上，海外的汉学研究对应于海外汉学，在地域上可大致划分为英美、欧陆、东亚、苏俄、澳洲等五大板块，细考各板块内部或各板块之间汉学家或相关学者围绕汉学成果所展开的学术批评，非但可以提升当前国内的汉学研究水准，进而可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寻得可行性策略与方法，此无疑应引起当前国内汉学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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