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华严寺看契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
一、大同华严寺的概述
1、简介大同华严寺
华严寺坐落于山西省大同市市区，是由佛教华严宗创建，故被称为“华严寺”，是一座典型的汉文化与辽金文化相融合的寺院。大同古称平城，是我国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后晋石敬瑭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大同归属于辽，“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升为西京”大同地处中原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接壤地区，是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的交汇处，因此大同是当时民族间交流较为频繁的地区，契丹与汉民族接触不断。
上华严寺始建于辽，辽代佛教华严宗盛行，道宗也曾经撰写过《华严经随品赞》，因为寺内曾供奉诸帝石像、铜像，当时还具有辽皇室祖庙性质。上寺布局严谨，以大雄宝殿为中心，分为两进院落，层次分明。大雄宝殿在辽末受到了战火的毁坏，后与金天眷三年在原址上重建，这次重建是按照原样重装，因此也保留了辽代的建筑风格，现存的殿堂结构、形制和手法都沿袭了辽代的工艺。“大雄宝殿总面积达到了1559平方米，矗立在高达的月台之上，檐高9.5米，庑殿项，正脊上的琉璃鸱吻规模非常大，高达到了4.5米，北端鸱吻是金代遗物，经历了数百年，至今仍然光泽灿然。”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单体佛教殿堂。殿内设计金碧辉煌，色彩艳丽，建筑结构巧妙，画工细致，并且保存完整。
下华严寺也是由两进院里组成，布局比较自由简洁，面积达到了9000多平方米，建筑风格整体来看比较活泼，它主要是以薄伽教藏殿、南北配殿、以及砖雕石门为主。主体建筑因为存放着佛教经典，故被称为“薄伽教藏”殿，“薄伽”是梵语音译，是佛的十个名号之一，始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从起名的当时情形看，辽之契丹人信仰佛教，兼具显密二教，殿内多塑婀娜多姿女像，故而对‘薄伽’之名的密教诠释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薄伽教藏殿规模宏伟，建筑结构适中，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同时具有精美的辽代塑像，形成了一座辽代的建筑宝库。
2、辽金时期寺庙的发展
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伴随着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精神文化生活逐渐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成长起来，统治阶级也要求有一种力量能够服务于它，因此，佛教思想才能在中国大地上发展壮大起来，宗教当中的一些理念也开始在古代的建筑艺术、建筑形式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上体现出来，而寺庙就很好的充当了这种意识载体，佛教文化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寺庙具有了很强的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和深刻的思想性。大同是辽代的西京，大同华严寺更是辽代皇家的寺庙，它很好的将大同本地的寺庙风格和辽代契丹族的民族风格结合起来，实现了华严寺建筑艺术上的多样性，这样中国传统寺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中国的佛教文化和寺庙文化有了更加巨大的提升空间。
契丹人在与汉民族不断的交流过程中，大大得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使得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而且他们在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还大量保留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辽就采用了“南北面官”来治理国家。与政治制度方面相似，在辽代皇室内部，统治阶级也接受了佛教文化，他们开始推崇佛教，一大批的辽代佛教寺庙建筑兴建起来，但现在保存下来的屈指可数了。
从辽金时期保存下来的建筑来看，山门、大殿均用庑殿顶，阁用重檐歇山顶，殿堂内部大量采用了减柱和移柱，大殿建在了高高的月台之上，台前还有牌坊和钟鼓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建筑特点。
“辽清宁八年(1062年)，道宗皇帝巡视西京，遂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修建起来，辽代统治者应时代需要，开始仿照汉族的建筑来建造，并且雇佣了大量汉人工匠来修筑佛寺，在建筑结构和塑像上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华严寺同时具备了很多汉族文化元素，不得不说，大同华严寺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是历史发展大势所趋的产物。
二、契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
大同华严寺作为辽金时期重要的佛教建筑，具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价值。尽管辽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但在日益频繁的交往活动中，契丹与汉民族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汉民族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工具更是被契丹人所学习、借鉴，在建筑艺术上，大同华严寺应该称得上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它的建筑构造、塑像造型、独特的大殿装饰等等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了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趋势，同时对契丹族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十分积极地作用。
首先，大同华严寺的建筑布局就很与众不同。传统的寺庙大多是坐北朝南，但华严寺的`主要建筑都是坐西朝东，这就是文化碰撞、融合之后所产生的。契丹人对太阳十分崇拜，而正是这样的民族传统在建筑风格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在华严寺的整体布局中，也存在着很多建筑依然保留着传统汉族建筑的布局习惯，如海会殿等依然坐北朝南。因此可以看出在建筑布局上，契丹人在观念上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一些观念看法，与汉族传统风格得到了融合，这也使得契丹族的建筑方式更加多元化，建筑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
其次，大同华严寺在塑像方面更加注重佛像人物的面部神态，它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契丹人豪放开朗的性格特征，并且融合了宋代汉人的清秀面容，每一座辽塑都充满了生命力。这也反映出当时在平城地区契丹人已经接受了汉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在塑像方面就开始尝试着去创新，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以往单一的民族习惯，把汉人塑像的表现手法吸收进来，而这也使得华严寺的塑像更加具有历史的气息，使人们感受到在那个历史时期人们日常生活中汉族与契丹族密切联系，双方各自的文化习惯和特征也越来越多的融入到对方的生活之中。
参考文献：
[1]辽史·地理志・西京道[M].中华书局1974年，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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