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
论文关键词：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大众文化
论文摘要：国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诗学。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因而，理清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去发掘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足迹涉及哲学、语言学、诗学、符号学、美学和文化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和狂欢诗学。二十世纪中后期，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思潮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约翰·多克、费斯克等大众文化研究学者广为引证、剖析的理论资源，鲍尔德温等人主编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也将巴赫金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家之一。川(P202)
巴赫金研究在当前中国学界炙手可热，争论颇多，呈现出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态势。就其狂欢化理论而言，学者们聚焦于狂欢理论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话”展开对话与争鸣;①同时，对于狂欢化理论能否被挪用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观点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论架构的庞杂和未完成性，其在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种种误读，本文在文化研究视阂中考察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
一、狂欢化理论与民间文化
巴赫金从民间文化的历史源头出发，以歌德《意大利游记》中对1788年罗马狂欢节的描述为史料，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狂欢化理论。狂欢节、狂欢式与狂欢化是狂欢化理论的三个核心范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欢化的重要概念。狂欢化渊源于狂欢节，而狂欢节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神节和民间仪式，它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r>[2](P163)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它是一种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游艺。巴赫金分析了狂欢式的四个范畴:1.等级制取消，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率真、随意而亲昵的新型关系，人们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阶级、年龄和贫富差异中解脱;2一种插科打浑式的情景喜剧;3.俯就，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的等级世界观所禁锢、分割、弃绝的东西又重新结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对立重新订立盟约;4.粗鄙，一种读神式的、降格的与肉体下部相连的摹仿与讥讽。以上四个范畴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言说，而是通过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具体感性的游艺仪式的“思想”。当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时，就是所谓的狂欢化。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直接来源，犹如古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门神雅努斯，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两重场域中。与等级森严、死气沉沉的官方文化相比，民间文化提供了一种虚拟的空间，它以广场语言和笑文化为主要表征形式，以一种错乱、颠倒、自我嘲弄、自我模仿的方式为芸芸众生绘制了生活世界的乌托邦。巴赫金对民间文化的挖掘和阐释颇具开拓性意义，主要表现为:其一，发现民间诙谐文化的重大意义;其二，重新认知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巴赫金择取当时学者疏于关注、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拉伯雷的小说①作为文本考察对象，试图敞开被遮蔽的丰富的民间诙谐文化资源。巴赫金总结了民间诙谐文化的三种基本样式:其一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诸如各种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各类诙谐的广场表演等;其二是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其三是各种形式和体裁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如骂人话、赌咒、起誓等。民间诙谐文化重视“物质—人体下部”意义，以小丑和嬉皮士般的疯癫形象、怪诞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反映和传达着民间思想观念。“笑”的复杂内涵表征着民间诙谐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的笑是全民的大众的笑，这种笑是在摆脱等级束缚和俗世烦恼后的自由的民主的笑;同样，这种笑包含着双重意义:兼具欢乐/兴奋与冷酷/讥讽，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一方面，民间文化以节日的名义、广场式的语言、降格化的滑稽改编，为处于教会和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构建了乌托邦的自由王国;另一方面，民间文化总是包蕴着给旧秩序“脱冕”和为新秩序“加冕”的双重内涵，这种将民间文化视为一个流动的、更新与衰亡交替的独特视角无疑印证了民间诙谐文化的生命力，也反驳了那种将民间文化视为纯否定性或纯消遣性的现代化的粗暴解释，从而大大提升了民间文化的地位。
巴赫金始终坚持以官方文化为参照系来阐释民间文化，他之所以选中拉伯雷的作品是因为其呈现出的反古典主义教条和非官方性②。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以诙谐形式与教会和官方严肃文化相抗衡，民间节庆活动的狂欢仪式完全摆脱了教会和官方的束缚，崇高的东西被降格和贬低、物质—人体下部的意义得到彰显，民间文化通体弥漫着与官方文化对立的气息，“在狂欢化的世界上，一切等级都被废除了，一切阶级和年龄都是平等的”仁’](溯)。由此可见，巴赫金在充分展示民间文化蓬勃生命力的同时，也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化的乌托邦色彩。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张力:民间文化总是试图以笑声和诙谐的方式战胜官方文化的主要思想、形象和象征，并试图用“物质—肉体下部”语言去改换官方话语。民间文化通过节日宴饮、广场游戏等特定的时空背景，以滑稽、怪诞的表现形式，构建着极具理想色彩的对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第二生活空间”。同时，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又存在一定的相互转化的关系，巴赫金分析了节日的两面性，它们既有作为宗教和官方意义存在的一面，又有作为民间狂欢节的广场的一面，“从中世纪官方宗教仪式和世界观中被排挤出去的诙谐，在每个节日的屋檐下都筑起非官方的，但似乎是合法的巢。m[3](P95)事实上，民间文化的许多仪式表演都是对官方活动的戏仿，比如假面舞会。尤为可贵的是，巴赫金也认识到民间语言对官方意识形态或高雅文化的影响，“从民间深处带着民众的(粗俗的)语言闯人正宗文学和高级意识形态领域，在创作诸如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小说，塞万提斯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正剧和喜剧等世界名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a[3](P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