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青春期征兆与中国诗史的断裂
[论文关键词]《女神》 浪漫主义 愤激与焦灼 青春期话语特征 断裂
[论文摘 要]《女神》以其宗教式殉道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宏大气魄开一代新风,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并以其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度燃起一代青年的青春烈焰。诗歌中所传达的愤激与焦灼这些青春期征兆,我们可称之为郭沫若式“生趣”。在《女神》的放歌中,洋溢着的是一股摧枯拉朽的青春之力的骚动。这种青春期话语特征成为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生命特征。《女神》以其断裂式的绝叫撕裂了文学史,但郭氏之浪漫主义很快如明日黄花,后继无人。
中国新文学运动与传统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开放性文化心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节新或改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学。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此开放式的文化运动，是以新诗节命为突破口的。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之作，胡适的《文’‑,,改良当议》提出的文’学“八事”有五事是就诗而言。陈独秀在《文学节命论》中提出的“二大主义’夕，也大都涉及诗歌创作。诗体节命也就成了五四文学节命的先异。
而这距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节命”已一十年矣。作为五四新文学节命的序曲，“诗界节命”未达到通过“节命”而拯救诗歌的目的，因而实质上是失败了的文’学改良。梁启超们抱残守缺，脱离小开旧文化的轨迹，此乃其失败的重要原因。时过一十年，陈独秀、胡适以力挽狂澜之势提出了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它小是要回溯、清理、疏浚、拓展“道统’，源流，而是要从“根抵处’，摧毁之，“别立新宗’夕，其实质是一场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刻节命。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断裂”式震撼前无占人。
胡适、刘半农等人初期写实主义新诗，在扫一破旧诗格律束缚、大胆使用白话写诗方而具有开创之功。在对底层黎民的仁慈关怀上，上承国风、杜甫、白居易，卜启减克家、贺敬之们，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成了百年来中国文’‑,,的一以贯之的一股内在的永恒的生命张力，异引着文学发展方向。“小拘格律，小拘平仄，小拘长短，有不}一么题目，做不}一么诗”的白话诗，实现了诗歌的一次大解放。但胡适们更重形式突破，尚无暇亦无力探求诗歌的艺术特征，发掘新诗深广的艺术内涵，无论直陈其事，还是描绘意境，或流于直白，或流于粗鄙，犹如“给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这从一个方而表明了诗歌节命和一种新的诗体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即今开幕推神手，要选人人绝代才’夕，郭沫若就在时代的召唤卜脱颖而出。
在新诗史上，郭沫若以其恢宏的创作从诗情与诗体两方而确立了作为奠基者小可动摇的地位。诗人以其雷霆万钧之力扫荡了诗坛一切陈腐之气，他那扫一破一切束缚，实现思想解放、文化涅架和民族新生的激情，表现了新诗的时代精神。他那彻底解放的诗体和潜在的占代诗歌传统影响，形成了新诗的基木体式。“此后新诗的基木体式都可以从郭沫若那里找来滥筋:自山体(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半自山体(如《人狗》、《人上的街市》等)、半格律体(如《匪徒颂))《炉中煤》等)、格律体(如《凤凰涅梁》等)。新诗从艰苦孕育到呱呱坠地，再到郭沫若的放情歌唱，完成了从诗体突破，到诗情复苏,再到诗式确立的过程,新诗诞生了”。
《女神》的横空出世是一种昭示,中国五千年漫长诗史自此断裂为两半。
清著名诗评家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如用这一标准衡量,中国新诗除郭沫若恐难有人挤入这一行列。徐志摩、闻一多固然在新诗建设与发展中举足轻重,影响巨大,亦有渊博之学识,然就对时代精神的开掘气度、反映社会的深广度、创作思维空间的开拓及其所引起的震撼力而言,新诗人当属郭沫若第一,艾青、北岛、海子次之。
郭氏乃诗之天才。田汉早年留日间就说郭有“诗才”“诗魂",朱自清称郭氏之诗“异军突起”,“他的强烈的情感能够将理融化在他的笔下,是他的独到处”,闻一多“每每称道郭氏为现代第一诗人”,康白情则说:“郭沫若的诗笔力雄劲,不拘于艺术上的雕虫小技,实在是大方之作”。这里众人称道的皆郭氏之《女神》。实际上,对于《女神》的杰出贡献,众人只指其一端而未及全体。
五四是一个寻求社会、思想、文化、个性全面解放的时代,郭沫若正是以超人才华、丰富学识和惊人的想象,融屈夫子、李太白等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与惠特曼、歌德等西方浪漫主义诗风于一炉,炼出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灿烂新篇章,并且闪耀出五四狂飙突进思想解放的精神之光。在闻一多看来,之所以只有郭诗才配称为“新诗”,是因为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或者说《女神》同时满足了新诗百年传统和加入“现代性”的`世界潮流的双重要求。郭沫若呼唤“开辟鸿荒大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首次觉醒;他提出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结合”的“泛神论”,既是生命的创造力的充分张扬,又为诗情寻找了纷繁多姿的得以表现的形象。
“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郭沫若《凤凰涅》)
唐晓渡在评论《凤凰涅》时说,“借助丹穴山上的香木,梁启超所曾热忱讴歌过的‘少年中国’和他的‘新民理想’再次得到了表达,然而却是以彻头彻尾的乌托帮方式。这种乌托帮同样充满了
‘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它不是来自传统的‘桃花源’式的遁世冲动,而是来自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对革命的‘巨大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的末世学信仰’。18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曾基于这种信仰,狂热地寻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