睨读《中庸》（之二）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因此，君子之人无时不在切身近处的人伦日用中“小心翼翼”（《诗经·大雅·大明》）地保有对于远方的忠诚（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因此在“独自相处”——奇怪的说法，与谁相处？——的生活中戒慎恐惧于人（人，或“其”是谁？）所不知之事，“慎其独也”。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似乎，在君子的“独自相处”中，无时无处不伴随着一个最“知根知底”和“知心”的伴侣，使得时时处处的“独自”都不得不成为一种“相处”。这个伴侣叫做“自我”？然而“自我”是那个被陪伴的人。
被陪伴的人行走在修远的道路之上。陪伴行道活动的似乎只有这条道路及其静静的延伸。道路的延伸或道路对于远方的归属带来行道者自我的延伸或自我的多出自身，即自我对于远方的忠诚。这一忠诚带来一种睨视远近的眼光，在远望修道的同时回照自身，给日用生活中每一件琐屑的事物、近处的事物都悄无声息地投上一圈淡淡的光晕。
那么，也许是这圈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光晕——它来自道路的远方，或者也许就是道路之远方——，才是伴随行道之人及其身边事物的“常惺惺者”？这个作为陪伴者的光晕对于自我来说也就是自我的多出自身？对于事物来说也就是在生活器物的表面因为手的打磨而泛出的柔和光泽？这些柔和的光泽陪伴着我每日的生活，犹如道路向远方的延伸陪伴着每一步脚印。道路向远方的延伸是在杳冥之中悄然运化的，那么对远方的忠诚与自我的陪伴便也是悄无声息、潜移默化的。因此，犹如足迹淹没于荒草，道路之延伸和远方之陪伴往往会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过分切近而致浑然不觉。
于是便需要诫命的时而提醒：“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整个句子可以被视为一条诫命，一条从远方而来的诫命。这个诫命之所以可能以及之所以可能取得效果，必须维系于诫命者和听命者双重睨视目光的感通。因为通过此一诫命所提醒者，并非对于某种远方事物的全力投射的凝望，亦非对于某种切近之物的惺惺逼视，而是远-近之间的一种似乎地睨视。只有这种远-近睨视方才为身边的事物打上一层来自远方的柔和光泽，同时为远方献上来自方寸之心的小心翼翼的忠诚。“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从道路对远方的归属而来，这种睨视远-近的仁性之光作为一种戒慎恐惧的慎独实践，带来了上下四方、内外显隐的相互通达。
《书·尧典》开篇（不计夫子书序）：“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史籍所载的第一次通过睨视远-近的照看而达致的充溢上下四表的通达。
“曰若稽古”，孔安国传曰：“顺考古道而行之。”但是，在把“若”训为“顺”——根据《尔雅·释言》，这当然无可非议——的时候，似乎有某种更精微的意思在原句得到理解的同时被遗失了。“若稽”，“顺考”——然而这是一种怎样的对于古道的顺而考之呢？这个“顺”只是纯然的因袭吗？那么还需要“考”什么呢？孔颖达《尚书正义》疏曰：“言‘顺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无得失，施之当时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于今世，乃顺而行之。言其行可否，顺是不顺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无远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顺之。今古既异时，政必殊古，事虽不得尽行，又不可顿除古法，故《说命》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是后世为治当师古法，虽则圣人，必须顺古。若空欲追远，不知考择，居今行古，更致祸灾。”
可见，在“若稽”之“若”中活跃着一种睨视古今、兼顾远近、折衷经权的时中智慧。但是这层精微的意思在“顺”这个较易理解的解释中则丧失殆尽了。因此，根据我们在前面所小心翼翼地提出的说法，我们也许可以把“若稽”解释为一种执古以视今、视今而考古的睨视古今的察看方式。正是凭借这种“允执厥中”的考察古道以定时政的智慧，远古圣王尧、舜、禹和皋陶才得以在“天命靡常”（《书·咸有一德》、《诗·大雅·文王》）的天时变易中权衡今古、顺天达时。“曰若稽古”这句不同寻常的开头仅见于《尧典》、《舜典》、《大禹谟》和《皋陶谟》这前四篇的篇首（不计书序）。犹如佛经的开头“如是我闻”，“曰若稽古”也仍然是尚待深入思考的“书”之开端。
在睨视古今的时间中，帝尧以其“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的德性欣然敞开了“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的感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素所不睹不闻之隐曲微思皆得以充溢四方，而又至于上下天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说的难道不是方寸之心在上下四方的空旷召唤中的感通振颤？在此感通振颤之中，惟危不安之人心得以安安，惟微难明之道心得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诗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大雅·文王》）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一位先王在睨视上下左右的仁和照看中所达致的上昭于天文、下达于邦命的道-德伟业。“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春秋左氏传·襄公三十年》引之曰：“信之谓也，”且以之针砭澶渊之会的不信。如果我们回到“信”这个字的本字“伸”，乃至联系到“神”之本字“申”（贯通上下），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重新体会到文王之德感通于上下左右在“政治”上的意义。
如果根据一种庸俗化的谶纬学解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何以言“信”恐怕要从一种宗教化的权力图景来理解：因为文王“上天下地”，“位于”“上帝”的左右，所以他的话犹如天命，岂得不信？然而在这里，“在帝左右”的“在”并非“位于”的意思，而是应该训为“察”。（参见《尔雅·释诂》，《毛诗正义》）那么，也许，“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的“在”说的是一种似乎地兼顾上下左右的睨视？是这种作为睨视的在察——或者也就是《易·系辞》所谓的“存存”？——在悄然申（神）展着上下左右的感通空间？
《诗经·大雅·大明》之篇又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昭事上帝”为什么是“小心翼翼”的？是因为对“上帝”的“昭事”必须戒慎恐惧、照视/昭事左右？《礼记·表记》——这正是紧接《中庸》之后的一篇——亦曾引用这几句诗以作为君臣道义之德的佐证。君臣互为表里。所谓“小心翼翼”，在“表记”的文本里所要道说的，也许是我们在前面所描摹过的事物表面的柔和光泽及其对于远方的呼应与通达？
与“小心翼翼”一起共同归属于远方之调谐共振的词语，还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句。只有通过同时睨读——在这里“睨读”意味着在读这些句子的时候丝丝牵挂地关照着我们所要解释的《中庸》文句，而在读《中庸》本文的时候又仿佛在面对着作为整体的全部诗书典籍——这些来自诗书的众多句子，我们才能充分展开我们所要解释的`这句《中庸》文本的渊深广博的意义空间。（参考后文：“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又没看见它。我们似乎地读它。我们仿佛心不在焉地游离于它之外而纵情穿错于诸多诗书文句之间。我们希望借此编织一个文本-意义的网络。“经，织也，从糸巠声。”（《说文》）而“巠”又是“水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