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周书》卷16《赵贵等传》“史臣”曰：“关中全百二之险，周室定三分之业，……”[1]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66《天下再三分》条中从三分之局对“周室定三分之业”加以发挥：梁中大通六年（534年）魏别东西，天下三分，至陈太建九年（577年）周灭齐，为南北。“周之兴稍后于齐，其篡皆在梁末，亦稍后，灭齐后三四年而亡。齐与周几几乎若同起同灭者，彼时天下实有鼎足之势。邵尧夫云：隋，晋之弟（子？）也[2]。愚谓，陈、齐、周亦亚魏、蜀、吴。《周书·赵贵等传》史臣曰：‘周室定三分之业’，信哉!”[3]
周灭之前，中国已为南北对峙，而王氏以周之灭与鼎足之势有关，其意不能详知。大概是以杨隋篡周统，得利于北齐已灭，南朝又弱，威胁不大，得以大胆行篡统之事，故如此说。如果这个分析不误，那么，可以认为王氏极有眼力。但是，王氏没有言及“周室定三分之业”的一个重大契机即侯景之乱对西魏北周杨隋的重大意义，使人感到不足。实际上，西魏能够由三国中最为贫弱的国家，一跃而为三国中最具优势的国家，与侯景之乱有极大关系。西魏乘侯景之乱取得大片梁土，使版图几乎扩展一倍，实力得以增强，战略地位得以提高，外交得以改善，制度得以改革。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周绝难灭齐，隋绝难灭陈。
与王氏不同，陈寅恪先生则从“关中本位政策”解释西魏的崛起和北周并吞高齐的原因[4]，这也涉及了“周室定三分之业”的内容，极具启发意义。但这一政策不过是“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从而能够“内安反侧，外御强邻”[5]。因此，这政策只能使西魏北周成为一个富于战斗力和稳定性的国家，从而可以解释为什么东西魏分立后，虽然东魏明显强于西魏，二国连年战争，但东魏并不能灭西魏；不能说仅靠实行此政策就能使西魏北周强于其东南二敌，因为大统十三年以前，西魏毕竟少，资源乏，根本不能和它的东南二敌相比。西魏由弱变强实是在宇文泰未死，西魏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未至矛盾不可调和之际，能够乘侯景乱梁之机而取大片梁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实为机会使然。所以，在我看来，对西魏北周终能强于其东南二敌的原因，还可以再作讨论。
关于侯景之乱，国内外学界作了不少研究。这些研究，仁智互见，但都不同程度地帮助我加深对这一事件的理解。不过，总的说来，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因而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些有待深入的层面上，许多历史因果还未能说得很清楚，难以让人信服。这是不足。这不足有三个方面：
(一)学界往往注意侯景乱梁，而对侯景乱东魏较少留意。这影响着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因为从公元534年（东魏天平元年、梁中大通六年）开始到577年（北齐武平元年、北周建德六年、陈太建九年）结束的三国鼎峙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34年到547年（东魏武定五年、西魏大统十三年、梁太清元年）。这是北方二国即西魏东魏战争，南朝萧梁多静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二国战争，实际上是北魏末年大乱引起的战争的延伸和继续。第二阶段，从547年到557年（北齐天保八年、北周闵帝元年、明帝元年、陈永定元年）。这是因侯景乱东魏后三国自身及其相互关系剧烈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使东魏高氏代元氏而建北齐，使萧梁灭亡而陈朝继起，而最具意义的，则是使西魏由最为贫弱的国家一跃而为最具优势的国家，宇文氏也终能废元氏而建北周，北周承继西魏的优势继续发展。第三阶段，从557年到577年。这是三国——陈、齐、周——关系相对和缓的阶段。和缓的标志是：首先，三国之间虽有战争，但几乎都是在既定疆界内发生和结束的，没有造成三国疆域的大变动，而且战争也不频繁了。其次，三国之间频繁地通使。但是，在此阶段，三国都仍在各自寻找机会，所以，和缓的表面之下有着更微妙的争斗的暗流。终于陈得周怂恿、默许而取淮南（即江淮之地），继之，周灭北齐并逐陈人出淮南，历史又回复到南北对峙状态。但这与534年以前的南北对峙根本不同了。因为534年以前的南北对峙，是有均势存在的，而在577年以后的南北对峙，已经全无均势可言，北绝对地强于南。如果说陈、齐、周鼎峙时，南朝还有改变其恶劣处境的某种可能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在577年后，这种可能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北并南的趋势已经完全不可逆转了。所以，从宏观上注意侯景乱东魏，有着很大意义，这不仅因为侯景乱东魏与侯景乱梁有一定因果关系，而且因为侯景乱东魏是对534年后形成的三国鼎峙格局的第一次带有根本性的破坏和冲击，是促使三国关系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开端。
(二)学界对侯景乱梁，往往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去寻找原因，较少关注侯景乱梁与北方政局的关系。实际上，北方政局的发展与侯景乱梁有着极大的关系。侯景由东魏败逃入梁后，三国疆域几乎又恢复到534年后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梁与东魏恢复和好关系，也好像恢复了536年（东魏天平三年、西魏大统二年、梁大同二年）后二国的和好局面。梁与东魏再次通和，反映了梁愿意坐观北方二国（东魏和西魏）之争，就如同536年后梁所做的那样。可是，这只是梁的愿望而已，事实上已经不能做到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以前处于静态的许多因素已经被侯景在北方的乱事搅动起来，不可能再处于静态了。要使这些因素再度处于静态，需要许多的调整，而所有的调整都需要时间。于是我们看到，虽然在548年（东魏武定六年、西魏大统十四年、梁太清二年）二月梁已与东魏通和，可是东魏并不愿受通和限制，在侯景乱梁前就作好了侵梁夺地的准备。这就预示着一系列的连锁事件将发生了。
(三)关于西魏能够乘侯景之乱侵梁夺地，并因而崛起，学界也多注意梁宗室的内争，而对（1）北方二国——西魏、东魏北齐——所影响的梁边地豪帅与梁中央的关系，（2）东魏北齐所受内忧外患的牵制，以及（3）侯景在江北之地建立的强有力的防线对东魏北齐的抵御，这三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较少注目。实际上，仅是梁宗室内争，西魏未必能比东魏北齐多得多地侵得梁土，而内争的宗王所属的豪帅不支持这种内争，才是问题的关键。具体地说，西魏取得大片梁土，更多地得利于侯景乱梁后梁边地豪帅与梁中央的关系变得更松散、甚至更矛盾了。西魏就在这种情势下插手，故易于取利。再加东魏北齐受内忧外患的牵制，不能全力侵夺梁土，而侯景破台城后又在江北之地建立起强有力的防线，对东魏北齐进行抵御，这样更方便了西魏的侵梁夺地。
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我采取南北合观的方法。所以，我所说的侯景之乱，不仅指侯景乱梁，而且也指侯景乱东魏；我所说的侯景之乱的影响，不仅指对梁朝的影响，而且指侯景乱东魏、乱梁对南北三国——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陈朝——以及塞北、西北诸势力发展的影响[6]。因为，我认为，侯景乱东魏、乱梁，都是三国局势影响的结果，而西魏能够乘时崛起，正是适时适当地利用了侯景之乱造成的三国局势的变动所致。因此，我始终从三国鼎峙格局，以及由此所影响的西北、塞北等民族政权与三国的关系这一背景，来把握侯景之乱及其影响。我研究的重点则放在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的发展上，力图在更深的层面说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何以由三分而为南北，由南北而为一统，并且是由西魏——北周——杨隋来完成中国一统事业的内在。
正因为本书的重点是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的发展，所以，我对侯景乱东魏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以较多的篇幅进行论述，最后论及隋唐的统一。其中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研究，因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