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关于经典问题讨论的回顾分别从接受理论、比较文学和研究以及修正主义理论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史上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权力机构和人为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也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 文学经典 修正主义 去经典化 接受理论 文化研究
在当今的中西方比较文学界、文学理论界以及文化研究界，讨论文学经典的构成及重铸，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但在新世纪之初，重提这个话题也许有助于我们在实践领域内对已有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以便为一种基于跨文化视野的重构文学经典铺平道路。一般说来，讨论经典问题，总无法摆脱这四个方面：文学接受理论、比较文学研究、文学修正理论和文化研究。本文就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来探讨文学经典的构成、隐于经典构成之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 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的挑战
我们都知道, 仅在20世纪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 关于文学史的问题就曾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理论挑战, 其结果是文学史的写作在定义、功能和内涵上都发生了变化。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已经摆脱了的客观性话语之束缚,成为一种具有能动阐释特征的自满自足的文学撰史学(literary historiography), 它在文学学科(literaturwissenschaft)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有着鲜明的新批评形式主义色彩的韦勒克和沃伦著《文学理论》中, 两位作者显然仍给了文学史相当显赫的地位: 它在文学研究的大范畴之下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共同支撑了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而到了60年代后期的接受那里, 文学史则作为指向文学理论的一种"挑战"之面目出现,这尤其体现在汉斯·罗伯特·尧斯的那篇曾震聋发聩的论文--《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1967; 英译文刊载于《新文学史》第二卷[1970]，题为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中。该文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 提请人们注意一个长期被文学撰史学家所忽视的领域: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在接受美学理论家看来, 只有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素在构成一部文学史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部文学史才是可信的和完备的。毫无疑问, 接受美学理论家尧斯和伊瑟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传统的忽视读者作用的文学史写作提出了挑战,他们的发难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建构一种新文学史奠定了基础。正如尧斯针对把文学的进化与历史的过程相联系的作法所质疑的，"如此看来，把’文学系列’和’非文学系列’置于包括文学于历史之关系结合部，而又不使文学以牺牲特征为代价……不也是可以办到吗？"（1）显然,尧斯等人的接受美学理论并不是出于反历史的目的,而是试图把文学的历史从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中剥离出来,加进文化和形式主义的因素,以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他们的努力尝试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而提出重铸经典的积极策略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谈到文学经典的构成和对文学史的重写，我们必然想到，当今欧美文学理论界的权威刊物《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怀疑的。1969年由著名文学理论家、当时的国际权威美学刊物《美学与艺术批评》(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副主编、弗吉尼亚大学坎南英文讲座教授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亲自创办的这个学术刊物对于推动当时的后现代主义争鸣、接受美学对传统文学史写作的挑战、以及其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崛起、文化研究在东西方的比较研究以及文学的生态批评等, 都起到了欧美其它刊物无法相比拟的作用。作为一份致力于对文学史进行重新书写的理论刊物，该刊在文学经典的重铸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推出一批大师级的学者和理论家方面，该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它率先将驰骋于20世纪后半叶的欧洲文化和文学理论大师，如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沃夫尔岗·伊瑟尔、汉斯·罗伯特·尧斯、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茨威坦·托多洛夫、翁贝托·艾科、爱莱娜·西苏等人的新著引入学术界，从而推进了文学理论在英语世界的拓展和多学科发展。而在北美，曾经声名大振或当今仍活跃在英语文论界的诺思洛普·弗莱、雷内·韦勒克、哈里·莱文、特理·伊格尔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E.D.赫施、爱德华·赛义德、希利斯·米勒、吉奥弗雷·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伊哈布·哈桑、诺曼·霍兰、林达·哈琴、海登·怀特、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等前沿批评理论家也都在刊物上亮过相。甚至连理查德·罗蒂和托马斯·库恩这样一些文学领域以外的大师级学者也不吝频频赐稿,为刊物增添了跨学科的理论思辩色彩。因此，人们一致公认，从事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学史研究，不读《新文学史》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不读《新文学史》,就无法了解当今的学术理论前沿的进展。与之相比,另一个与《新文学史》齐名的理论批评界权威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则越来越倾向于文化批评, 并带有鲜明的解构色彩,因而该刊在北美的影响大大超过在欧洲及其它地方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对文学研究圈以外的学者发生影响。这一点恐怕在于: 在当今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的不利情况下,《新文学史》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策略, 即一方面强调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性,注重对文学史上的老问题以新的解释甚至建构,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将文学研究的领地扩大,使之得以与文化研究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这正是这本刊物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一个原因。
对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必然涉及对以往的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审视甚至质疑。正如科恩在《新文学史》创刊号上所称, "迄今尚无一家刊物致力与文学史上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阐释",因而该刊的创办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一需要,以便通过承认"文学史"必须重新书写而实现这一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探讨"历史"为何物以及"新"(new)这个字眼在多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旧"(old)的概念进行理论阐释。（2）应该承认,该刊创刊三十多年来,科恩的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特别是80年代初新历史主义的崛起, 文学史更是受到严峻的挑战,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和策略也得到了相当的更新。按照新历史主义者的看法,历史的叙述并不等同于历史的事件本身,任何一种历史的描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或撰史, 或元历史(metahistory),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是大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撰史的背后起到主宰作用的是一种强势话语的霸权和权力的运作机制。历史既然如此,更不用说有着更为丰富的艺术特征的文学史了。毫无疑问,经过这两次大的冲击和挑战,文学史的神话被消解了,文学史的撰写又被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之内,发挥它应该发挥的功能: 它既不应当被夸大到一个等同于思想史的不恰当的地位,同时又不应当被排除出文学研究的领地。但这个文学研究领域已经不是以往那个有着浓厚的精英气息的封闭的、狭窄的领域，而成了一个开放的、广阔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领域，在这个广阔的田地里，文学研究并没有消亡，而倒是被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来考察。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撰史学对文学理论产生的挑战。作为这一挑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学经典的重构便被提到了研究者的议事日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欧美学术界，讨论文学经典问题甚至成为一种十分时髦的话题，它占据了研究生的博士论文的很大篇幅，同时也主导了不少学术研讨会的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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