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告及图版，南壁绘画以太湖石、修竹、棕榈、鲜花等竹石花木为背景，烘托出静谧安恬的氛围，整幅画图以一“贵妇”为中心展开，贵妇前侧并立4人，2人为“男吏”，头戴黑色展脚幞头，表情谦和；2人为侍女，一著红袍，一著浅色袍，向贵妇拱手恭立。贵妇身后侍立2女，一持扇，一捧净盆，神情也甚恭谨。不仅画面布局以贵妇为中心，在衣饰着色上众仆侍衣饰颜色深暗，而贵妇服装色彩则鲜亮明艳，用意也在着意渲染女主人的中心地位。报告描述说：“贵妇云鬓抱面，所梳发髻的正面上下对插两把发梳，佩金钗。弯眉细目，面如满月。红色抹胸，外罩红地毬路纹宽袖袍，蓝色长裙，端坐于高背椅上，面前置红框蓝面条案，上有展开的经卷，案左置高足金托盏，右侧立一鹦鹉，羽毛洁白、勾喙点红。案、椅下铺团花地毯，经边蓝地。贵妇仪态典雅贤淑，左手持拂尘，右手轻按经卷，俯首吟读，虔诚之态溢于言表。”整理者可能是根据画面内容将壁画定名为“颂经图”。
从画面布局看，立于经卷右侧，昂首注视“贵妇”的白鹦鹉，在整个画面中也占据了特别突出的位置，应该与壁画反映的内容有重要关系，不应作为寻常宠禽看待。鹦鹉与整幅壁画究竟有什么关联呢?画面右上角的题诗，给我们理解这组壁画反映的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题诗为墨书，位于壁画右上角竖框内，云：“雪衣丹觜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此诗文义显浅，但首句需略加解释。
陇山禽，是指出产于陇山的鹦鹉。祢衡《鹦鹉赋》称鹦鹉为“西域之灵鸟”，李善注云：“西域，谓陇坻出此鸟也。”[2] 陇坻即陇山。又，杜甫诗“陇俗轻鹦鹉”，注云：“《鹦鹉赋》：命虞人于陇坻，闭以雕笼，剪其羽翅。” [3] 李白也在吟诵鹦鹉的诗中称“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 [4]以鹦鹉留恋陇山故土表述胸臆。皮日休在《哀陇民》诗中，特意描写了陇山民捕捉鹦鹉充当贡物的艰辛与危险，“陇山千万仞，鹦鹉巢其巅。穷危又极险，其山犹不全。蚩蚩陇之民，悬度如登天。空中觇其巢，堕者争纷然。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陇山有戍卒，戍卒亦不闲。将命提雕笼，直到金台前。”(后略) [5] 可知在唐人诗文中，总是将鹦鹉与其产地陇山联系在一起描写，而且陇山鹦鹉在唐代仍然被当作土贡。甚至直到10世纪时，鹦鹉还保留着“陇客”的俗称，[6] 就字面言，首句的雪衣、赤觜是指画面中鹦鹉的毛羽及喙的颜色，而陇山禽则是鹦鹉的代称。
明白了“陇山禽”的含义，这首诗就很容易理解了。其大意是说，豢养在宫闱中鹦鹉，在人们的调教下，不仅能学说普通的，而且学会了诵读经文。从题诗的内容分析，壁画所要反映的颂经的主角并不是“俯首吟读”的“贵妇”，而是立于经侧的鹦鹉。唐代流传的雪衣娘的故事，可以为这组壁画的内容提供明确的答案。据9世纪中叶唐人郑处诲[7] 撰写的《明皇杂录》载：
开元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为雪衣女〔娘〕。性既驯扰，常纵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帏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嫔御?〕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飞入局中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鸷鸟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禳者。上与贵妃出于别殿，贵妃置雪衣娘于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于殿下，鹦鹉方戏于殿上，忽有鹰搏之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于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8]
此故事初见于《明皇杂录》，后又被《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及《说郛》等反复征引，流布甚广。[9]?证以本节记载可知，北壁壁画反映的是白鹦鹉“雪衣娘”诵经的传说，虽然从字面看，墨书题诗中的“雪衣”是指白鹦鹉的羽毛，但是在这里它却是特指杨贵妃豢养的珍禽“雪衣娘”。所谓的颂经“贵妇”，其实就是杨贵妃，而“男吏”也应是宫廷侍臣。我们知道，鹦鹉在唐代是一种富商或达宦家中都可伺养的笼禽，并不属宫廷独有，而在题诗中却说“每向宫闱指教深”，等于明白指出，画中的鹦鹉是特指被豢养于深宫内禁中的“雪衣(娘)”，而不是普通的鹦鹉。正因为画面表现的不仅仅是“贵妇”颂经，而是杨贵妃在教雪衣娘诵读《多心经》[10] 的场景，所以白鹦鹉与杨贵妃一起，在画面布局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雪衣娘的故事不仅以传说的形式广泛流传，而且是唐代画师作画的重要题材。玄宗朝画师张萱喜画妇女婴儿素材，[11] 他曾创作过一幅“写太真教鹦鹉图”，[12] 反映的内容就是《明皇杂录》杨贵妃调教白鹦鹉诵经的故事。[13] 张萱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的宫廷画师，大致与杨贵妃同时，可知雪衣娘的故事在绘画中的出现，至少不在唐代笔记或传奇之后。略晚于张萱的唐代著名画家周昉，也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妃子教鹦鹉图”，此外，周昉还创作了“白鹦鹉践双陆图”，表现了上《明皇杂录》描述的雪衣娘鼓翼乱局的情景。[14] 史称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15] 则“妃子教鹦鹉图”或许就是模仿张萱“写太真教鹦鹉图”而作亦未可知。以上两幅由唐代画师创作的贵妃教鹦鹉诵经图，一直流传到了北宋，可见唐代以此为素材的图画当为数不少，在辽代壁画中出现同样的题材，应该说是属于事理之常。
报告中指出壁画中“诸女发型、服饰，皆与南壁寄锦图不同，形成鲜明对比。”“颂经图中盛装女子，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尤〔犹〕如唐代仕女画翻版，而男吏所戴的展脚幞头则为五代式样。”至于辽代壁画中为何保留了如此浓烈的唐风，则未予深究。如所周知，周昉以擅长人物画知名当世。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谓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女也”，尤以“画士女为威信冠绝”。张彦远称北齐曹仲达、南朝梁张僧繇、唐吴道玄、周昉成就突出，各成一家，“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矣。” [16] 周昉及其绘画作为“四家样”之一的“周家样”，甚至对敦煌绘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研究，敦煌发现的“水月观音图”中，集中体现了“妙创水月之体”的周家样对敦煌绘画的影响。[17] 水月体的特点之一，是以竹或棕榈为背景，而修竹、棕榈在本文讨论的壁画中同样也是最重要的背景物。通过以上诸点，有理由假定周昉“贵妃教鹦鹉图”可能就是此类绘画的粉本。如果真是这样，则壁画中仕女“如唐代仕女画翻版”，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