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所想
近来，陆续出版了几部介绍晚清时期西方人在中国活动的专著，特别是与地有关的西人书籍在中国境内译写、与影响的著作问世，如：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还有王立新从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和教育活动与中国现代化关系角度出发，而撰著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一书，其中也涉及到西方地理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这几部大著较前人更为详细地疏理了自19世纪以来在中国的西人地理学著述，使我们对那段中外文化交流的与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详尽地占有。读罢此书，产生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写于下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传播的历程与形式
人类社会的文化有着随时间延展而传承与更新的历程，人类社会的文化又是以区域来分别各自的特色。学术界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历史时期大区域之间人类传播的形式与路径的研究，近几十年来，除了关注在文化传递中所表达的认知与先导，更十分强调地理视野和地理学思想在文化传导中所起的作用。地理知识是与人类的“空间知觉”同时产生的，人类正是靠着自身感官对生存的视觉、触觉、听觉和动觉的感应与思维，才对地理空间获得了抽象的观念。在学术研究趋向跨学科与边缘探索的当今，无所不在的地理学渐渐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样一股学术潮流的涌动下，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尽管取材仅仅是1815至1911年不足一个世纪的时段，而且是最使国人痛切的丧权辱国之际，但是书中展示的内容却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西方地理学译著向东方的传播，不但是对近代中术思想的启蒙，甚至具有使整个中国社会愚昧开塞的伟力。正是因为这一视角的选取，使这部书在正统观念导向下就显得不同凡响。
现代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亚欧大陆板块两端的人员往来远自史前时期就开始了，几乎是与文明社会的出现同步，人员的往来也促进了东的传播与交融。对明清之际以前东西方交往的研究热点是横穿亚欧大陆的陆路，“丝绸之路”、“草原之路”之名早为学术界内外所熟悉，学者关注的是传递于东西陆路沿途的物质文明，以及通过表现在文物上的文字、形象、宗教信仰、纹饰等文化表象及所传递的精神财富。对亚欧大陆地理大势和陆路交通线沿途地理状况的描述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就不断有文字资料问世。先是中亚腹地的游牧作为中介，向亚欧大陆的两端传递着文明的接力棒，以后大陆两端的住民自己也开始了亲历。中国人自己不断从亚洲东部向西探索，这些先驱者带回的地理知识使自视为天下之中的“中国人”逐步将视野拓展到陇山（六盘山）以西、……大河以西、……大漠沙海以西、……天山以西、……热海（伊塞克湖）以西……，古代中国的文献中，不断出现陇右、河西、西域这样一些大地域带方向性的地理概念和相关的地名。再远的地方可能因“重译”之难，只好用“极西”、“泰西”这样一些字眼来笼统地指代。先驱者地理知识的渲染，终于使中国人对天下的见解打开了封闭之门。不过，亚欧大陆陆地上的交往，并没有克服或改变中国人“天圆地方”、“天下之中”和“华夷”、“五服”的保守观念。也就是说仅以描述大洲陆地为主要内容的地理书籍并不能开启人类的睿智，也不会明晓大地本是球形。中国人曾有过郑和的七次下西洋远航，那时候西方人也还弄不清地球是方的、平的、还是圆的，因此，无论对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的知识水平当时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可是郑和及其同伴却未能予国人或世界以惊世骇俗的地理观方面的影响。大约100年后，随着欧洲人不断的远航，地球的概念和近代地理学的知识才逐渐影响人类社会，并习染欧洲以外。这说明只是当人类有了远洋航海的实践，而且这个实践多少应带有探讨大地与海洋组成的寰宇是否为球体的主动意识，人类的行为才能升华为科学的认识。
如果按时间的长短、文化交流的规模与对中国人影响之大小来，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值得一提的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第一次碰撞交融是汉唐之间，主要是上文提到的亚欧陆上的交往。当时亚欧大陆两端的人们都具有主动向外、向远方开拓的进取精神，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其影响是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古以前的中国人不再封闭，天下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九州”。
第二次碰撞交流发生在明末清初，也就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东来，他们不仅带来基督教义，还有自然科学、西方与，特别是利玛窦（Matteo Ricci）《坤舆万国全图》、毕方济（Sambiasi, Francesc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的两种《坤舆全图》，以及艾儒略（Giulios Aleni）《职方外纪》等地图或书籍，将西方人对地球、世界地理等科学的认识带给中国人，对中国人世界地理观念的更新本应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天主教廷不许信教的中国人拜祭祖先，交流成了单向的接受，引起中国人的不满，持续100多年的交流被中断了。新地理知识的传播只在少数官僚和知识精英中获得了反响，远未深入到一般中国百姓的常识中。邹振环认为：由于当时的中国人“不能充分认识到地理学汉文西书的意义及其价值，因而也没有人能对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地理学知识作深一层的学术研究，因此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应战，这部分异质知识点无法有序地联成知识线，更谈不上建立文化认识上的‘地理台阶’。而‘地理台阶’恰恰正是知识结构产生变动的重要的基础。不能建立这一‘地理台阶’，对异域文化的认识就无法踏上物质技术的层面，进而深入社会规范和认知的层面。”（53—54页）在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了地理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以往国内学术界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似乎没有能够对地理学新知识点的引入以应有的重视。
第三次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邹振环书中关注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段时期，但是这一次双方的地位不同了，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是随着炮舰叩开中国的大门而以强势输入，中国人已经不太可能像前一次那样当传统习俗和国民尊严被抑制时，靠皇帝的权力能够再将西人驱逐出境。所以，这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更带有单向传导的色彩。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历史情势的变化，反帝、反侵略、反民族压迫、反封建统治在现今中国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成为主旋律，那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或者说西方科学知识的输入反而被人为地淡化了。
二、中国词汇中的外来因素
现代词汇的形成中有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尤其从19世纪开始汉语的外来词汇越来越多，这恐怕就是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研究所的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几年前曾出版了新著《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该书力图从语言学角度，“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始自‘五四运动’的这一传统观点，进行重新评价。”（作者译著序，汉语大辞典出版社，上海，1997年）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对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在推进新文化和启蒙中国社会的作用一直评价甚高，当然，我们绝不能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功绩有丝毫的抹杀；问题在于这种“传统观点”和“主流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与宣传会给人们以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