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小说选本具有与前代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编选当代或近代作品、编选劝诫类作品和编选作品注重学问化三个方面。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实学思潮的影响、小说理论的成熟、文人小说观念的变化和小说文体通俗化的影响等等。通过对选本与原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小说选本的改编主要体现在删除入话或头回、改动原文错漏、删改原本中与主题无关的诗词等方面。
【关键词】 明末清初；小说选本；观念变化；改编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生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小说选本的编辑与刊刻在这一时期获得长足的发展，显示出鲜明的特征。所谓选本，是指按照一定的取舍标准进行选择、对原作篇目顺序加以重新编排而形成的文本，以作品集的形式出现。明清时期的小说选本所采小说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收集编选当时风行的单篇小说，如《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等；二是精选通行小说书中的名篇成集，如《今古奇观》、《四巧说》等。这些小说选本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影响力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选者个人的才学识，二是选者所处的文学思潮和时代精神。因为明末清初的小说选本中的作者大多不可考，所以除了从所选作品判断选者的眼光与格调外，也只能从选本所处的时代来分析小说选本的独特艺术价值。
在本文中，笔者的“选本”概念界定标准是：第一，全书内容篇目大多来自前代或已有典籍，不是选者原创的；第二，与原作相比，选本的情节、结构、人物等一般不变，仅在题目、个别字句上稍有改动。本文所指明末清初出现的选本，主要指明代末期到清康熙年间出现的九部选本：《今古奇观》、《觉世雅言》、《二刻拍案惊奇(别本)》、《幻缘奇遇小说》、《警世奇观》、《四巧说》、《警世选言》、《今古传奇》和《虞初新志》。这一时期小说选本出现的原因与特征都与明中期的小说选本有明显的不同，从而体现出小说观念的不断变化。现评述如下：
一、明末清初小说选本的基本特征
明万历以降，小说选本编选之风已经大为盛行。伴随着明代文坛上的复古思潮兴起，在文学创作者受心学思想触动和书坊主利益驱动的合力推动之下，小说选编业迅速发展，选本大量刊行。编选之风一直持续兴盛，不断有新作出现。明末清初之际的小说选本，体现出不同于明期以前小说选本的特点，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编选当代或近代作品
与万历时期的小说选本主要编选前代作品特别是多收唐传奇作品不同，明末清初小说选本的编选者主要将目光放在收录当代或近代作品上。如《今古奇观》和《觉世雅言》中的作品，全部选自“三言”和“二拍”，不收宋元话本。《觉世雅言》所选篇目来自“三言”、“二拍”，但其中卷三《夸妙术丹客提金》，据孙楷第考证，认为此篇“实据《今古奇观》录入”。《虞初新志》所选多为明清时期作品。选者在序中抒发其感叹，认为《虞初志》“独是原本所撰述尽摭唐人轶事，唐以后无闻焉”。编者感于近代人的奇闻奇事，尽选近代奇事：“问世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穷，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逼肖，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古无而今不必不有。”《四巧说》选清代小说集中四篇奇巧的故事，经过一些删改，组合成集，如第一篇《补南陔》、第二篇《反芦花》即《八洞天》第一、第二篇同名小说；第三篇《赛他山》即《照世杯》第一篇《七松园弄假成真》；第四篇《忠义报》即《八洞天》第七篇《劝匪躬》。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的小说编选者将所选对象放在当时流行的作品上，注重小说的时代性与新鲜性，甚至直接及最近出的选本中再选。虽然有些是不厌其繁重复选入，但也从另一方面看到这些作品的流行程度、当时读者的兴趣所在以及小说编选者和刊刻者对读者市场的反应速度之快。
(二)编选劝诫类作品
1.白话小说选本注重选本的劝诫作用。从这些选本可以看出，选者大多突出其劝诫思想。《今古奇观》作者在序言中就指出：“感于《金瓶》书丽，贻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意于画鬼，无关风化”，所以选编《今古奇观》，“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觉世雅言序》亦指出：“陇西茂苑野史氏家藏小说甚富，有意矫正风化”，故选编此书。由此可见，以小说进行劝诫、宣扬社会教化这一点，是编选者共同的选择标准与创作思想。
从所选篇目来看，被重复选人次数较多的是劝忠孝节义、扶危济困的作品。在“三言”、“二拍”选本中宣扬孝悌节义的作品有二十余篇(次)，如《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被重复编选四篇(次)，先后在《今古奇观》、《警世选言》、《警世奇观》和刊于咸丰年间的《今古奇闻》中选人；《裴晋公义还原配》也被选入多次。这些宣扬孝悌节义的作品频繁出现，正好说明了选家利用小说宣扬社会教化的创作主旨。
2.不仅仅是通俗小说选本如此，清初的文言小说选本也体现了劝诫的创作主旨。如《虞初新志》，也多收劝诫类作品；如《神钺记》，讲的是不孝子不孝敬老母亲遭报应的故事：因母亲带小孩不周，不孝子拿刀追杀母亲，母亲逃往庙中，躲在香案下，最后周将军显灵，杀死不孝子。张潮在篇末评曰：“阅至不孝子弑逆处，令人发指眦裂；读至神钺砍颈处，令人拍案称快。世之敢于悖逆者，皆以为未必即有报应耳，则曷不取是篇而读之也。”《山东四女祠》中，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汉景帝时，有傅姓长者叹息年老无子，止有四女，四女立誓不嫁以养父母。至孝感动上天，“天神鼓乐降于庭树，化为龙载翁媪及四女上升而去”。篇末评曰：“昔汉缇萦上书赎父罪，因除肉刑，此只一人耳，不难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犹为仅见也。”对这种至孝行为赞赏有加。
(三)编选作品注重学问化
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大多一反明中叶以来的形式主义摹拟复古倾向以及作品随意改窜古书、妄题书名等不良现象，提倡博实求证，注重严谨精审。反映在小说选本上主要有：
1.白话小说选本标题回目整齐。明末白话小说选本大多沿袭小说发展的已有成就，即“七字回目，双回对偶”的特点。如《今古奇观》中的第三回“滕大尹鬼断家私”、第四回“裴晋公义还原配”等，标题大多字数工整，涵盖本篇的基本内容；而清初以后的小说大多采用“双句标题”，如《今古传奇》中选自《石点头》的《卢梦仙江上寻妻》，编者将原标题改为《李妙惠被逼守节卢梦仙江上寻妻》，其他标题也大多如此。出现在清初的《四巧说》，则与清初白话小说“三字为目，双句标题”特点一致，如《补南陔》之“收父骨千里遇生父裹儿尸七年逢活儿”，下面每一段再用七字标题表现本段内容：第一段为“闻凶信仰天长哭”，第二段为“被妒忌舍身出家”等等。清初的白话小说作品大多具有“三字为目”的特点，如《飞英声》、《贪欢误》、《五色石》等。这说明，从明末到清初，小说作者对小说标题也进行了独具匠心的思考，在回目的工整上也比明中期以前要严谨。在小说命名上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具有与前代不同的色彩。
在小说所选内容上，编者也大多对其重新改定。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完善人物的性格特征，选本适当地增加了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场面描写、人物对话等等。如《喻世明言》第九卷《裴晋公义还原配》刻画裴晋公之“义”，原作有一处细节描写：“原来裴令公闲时常在外面私行耍子。”《今古奇观》在选人这篇作品时则改为：“原来裴晋公闲时常在外面私行，体访民情。”将原作中“耍子”改为“体访民情”，虽然只有数字之差别，但对塑造裴度的形象却起到了不同的作用，突出了他一心为民、勤政奉公的形象。
2.文言小说选本大多注明小说原作者，评点完整，编选态度认真。《虞初新志》所引篇目均注明原作者，对于未知出处的注明“失名”，如《小青传》。张潮在《虞初新志序》中说：“临川续之合为十二卷，其间调笑滑稽离奇诡异无不引人入胜。究以简帙无多，蒐采未广，予是以慨然有虞初后志之辑，需之岁月始可成。”表明自己编选是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本小说集成》对它的整理前言中论及：“据张潮《自叙》，本书成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但所辑的作品又有康熙四十年(1701)之后问世的钮琇的《觚媵》，则此书在其生前有过增益。”在一篇之后，若有相近题材的新作品，选者会尽列于后，如《一瓢子传》后附《游一瓢传》，并在文末评日：“所纪事大同小异，因并录之。”在《黄履庄小传》后附《奇器目略》，选者在序中亦言：“其事荒诞不经，无庸分夫门类”，“只期便于观览”。这说明，张潮在编选的同时注重整理同类题材作品，以便读者观览。且文末有评，一般将评点议论与小说内容相结合，融为一体，阐发自己的意见；并且在刊刻以后对作品进行不断地修改和增益，强调“非欲借迳沽名，居奇射利”，显示了编选者的远见卓识。
二、明末清初小说选本产生变化的原因
(一)实学思潮的影响
随着明末深刻社会危机的出现，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进步文人，有见于王*明心性良知之学的泛滥和学风的日益空疏，遂起而大力反对封建礼教对个性的束缚，逐步兴起了抨击理学、倡导实学的思想潮流，为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呐喊。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崇实黜虚”、关注现实、主张经世致用，在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上，提倡通读经史、博求实证。
明中期以来的“致良知”与“心学”思潮，在明末和清初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主情思潮与实学主义两者交相冲突。一方面，受“心学”与“主情”思想影响较多的作者，在创作上表现出“以情抗礼”的倾向，将“情”纳入“礼”的范围，在作品的选编中将一些“闺门失礼”的行为改为“理中之礼”、“礼中之情”，明中期作品中所出现的任情纵欲色彩在这一时期被选者所掩饰。如《今古奇观序》认为，“三言”是“曲终奏雅，归于厚俗”，本书是“以共成风化之美”。将“言情”、“主情”都纳入了“理”与“礼”的范围。另一方面，有感于晚明世风颓靡、社会危机日趋严峻，学界大力清算王学末流。影响到小说领域，表现在关注现实人生的同时，更强调忠孝节烈等封建伦理道德，彰扬儒家传统思想，这使小说的说教与劝诫意味更加浓烈。
(二)小说理论的成熟
明末清初，随着小说的繁荣兴盛，小说理论也走向成熟。特别是《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通俗小说刊刻以后，小说评点不断出现，小说理论日趋成熟。小说评论家借小说评点，表达自己的小说理论和小说观念。反映在小说选本上，主要是借小说的“序”表达自己编选小说的目的、意图和小说观。一是对小说的教育功能的认识。他们主张“教化为先”，注重“劝惩”，宣扬“至孝”。《觉世雅言序》中说道：“陇西茂苑野史氏家藏小说甚富，有意矫正风化，择其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未尝不真者授之贾人……”这表明了选家“有意矫正风化”的小说立场。《今古传奇》中所选《江都市孝妇屠身屈原祠泥马显圣》一篇，文中孝妇周二娘为了使丈夫周迪有盘缠好回家侍奉婆婆，自愿卖身市上，成为屠夫出售的人肉。读来令人不寒而栗，而小说的末尾却赞道：“(周迪)母子二人无疾而逝，临终之时，五星灿烂，祥云满室，异香满城，合洪州的人无不称赞周二娘是至孝格天之报。”这些宣扬“至忠”、“至孝”的观念，一方面是小说教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些小说选家对明末“主情”小说观念的反拨。二是认为小说要反映现实生活。明清鼎革前后，急剧动荡的社会生活，使得作家急切地希望能以较快的速度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时事小说的兴起，正是时事在小说方面的反映。而一些小说编选者正是通过对已有小说的编选，来表达自己的现实理想和对现实人生的关注。
(三)文人小说观念的变化
1.“奇”一直是小说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明末到清初时期，传统的“好奇”内涵发生转换。一是以平常小事为奇。《今古奇观》选者认为：“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像《刘元普双生贵子》、《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样表达人生富足、知音难觅的事情，作为“奇”事被选入。二是“奇而不奇，不奇而奇”。《今古传奇序》中说道：“天地间无论忠孝伦理本非奇行，即男女情缘亦非奇遇。”将“奇”的内涵阐释为“事本无奇，传之者为奇”，或“事本出奇，闻之者不以为奇”；事的“奇”与“不奇”，在于读者怎么去看，注重读者的审美感受。由此可见，小说的“奇”的观念，经历了由“神仙鬼怪”到“日常生活”，再到清初的“奇事在读者心中”几个阶段的变化。编者所选的篇目也多为忠孝伦理、男女情缘的故事，如卷之二《江都市孝妇屠身屈原祠泥马显圣》，卷之八《莘瑶琴身坠柳巷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等。另外，选者还以生活中可遇的“巧”事为“奇”。如《四巧说》，所选四篇都是“奇巧”之事；又如《忠义报》中的《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义感神梦赐内官须》一篇，文中忠义之仆尽忠护主，化名程寡妇，照顾小主十七年；正义内官极其仁慈，假旨将宫中备选之良家女放还。编者将生活中难以置信的事情添上一个“巧”字，增添了生动奇趣。
2.以遵“礼”守“礼”为高。《虞初新志序》中认为：“固不仅飞仙盗侠牛鬼蛇神如‘夷坚’、‘艳异’所载者为奇矣。”以俗事为“奇”，以平常情为“奇”，将“奇”的内涵也纳入到“合情合理”、符合社会规范的范围。如《虞初新志》中的《瑶宫花史小传》，凡人与花仙史相遇，吟诗饮酒，历述前缘，终不及乱。张潮有文末评日：“世间唯乱仙一事，最为难解，以为真仙则不当为人所召，召以为非仙。”并认为有才之鬼犹胜仙。而《艳异编》中《郭翰》、《洞萧记》中的人仙相遇故事，总是仙人成就一段好姻缘，以补前世宿缘。清初小说中的仙与凡人无异，要遵从“礼”，要守“法”，将明中后期一度以“情欲”为“奇”的小说观念复归为“情”与“理”的结合。这一时期，李渔在他的小说《连城璧》之《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 才子》中，更将“风流”二字进行了新的阐释：“若还有才有貌，又能循规蹈矩，不做妨伦背理之事，方才叫做真正风流。风者，有关风化之意；流者，可以流传之意。”并认为：“如今世上的人不解字义，竟把偷香窃玉之事做了‘风流’二字的注脚，岂不可笑!”由此看来，不仅“奇事”被纳入了伦理的范围，而且连“风流”的内涵也被重新阐释为要合乎道德规范；遵“礼”守“礼”，成为文人小说观念的基本要求。
(四)小说文体通俗化的影响扩大
自宋元以降，古典小说创作沿着通俗化的道路发展。与唐代及唐以前小说相比，在语言运用、描写重点诸方面，都存在通俗化的趋势。以市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白话短篇小说，则是古典小说通俗化的集中体现；对白话小说篇目的编选，则是小说通俗化的进一步体现。在小说观念的发展道路上，小说通俗化的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白话小说不再像唐人传奇与六朝小说那样作为贵族文学流传于社会中上层，而是广泛传播于社会中下阶层，并以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
明末清初小说选本注重现实题材，反映市井生活，关注社会时事。如《四巧说》所选四篇作品，都是因为战乱，使小说主人公经历了颠沛流离；经过种种奇巧之后，家人最终团圆。这不能不说是明末战乱在小说中的反映。选者通过“奇巧”，让离散的人团圆，表达了一种美好的理想，反映了一般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三、选本与原作异同评述
在总体情况下，选本在编纂过程中，大多是忠实于原著的。当然，也不排除在个别情节、文字上的改动，甚至有的是回目顺序的重新编排，有的是对作品的增删。这些改动，体现了编选者小说编选观念与原作者小说观念的不同，体现了小说文体和小说观念的变化与发展。
(一)删除入话或头回
在“三言”中，多数篇目都有完整的人话和头回。“三言”对明代的选本大多完全录入，如《警世通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从混沌初辟说起，一直说到汉时班马、蔡琰，晋时谢道韫，唐时上官婕妤，宋时李易安、朱淑真，最后才说到四川眉州苏小妹；《今古奇观》选本，全部依照原文录入。在清初选本《警世选言》中，用“却说四川眉州苏家”，直接进入故事；《今古传奇》中所选篇目，入话部分一律删除，如《李妙惠被逼守节卢梦仙江上寻妻》一篇，删除了入话“陈朝乐昌公主故事和余姚黄昌故事”，直接说到“话说成化年间，扬州江都地方，有一博雅老儒李月坡”的故事；其他篇目亦是如此。删繁就简、开宗明义的思想在这些选本中初步体现，与明中期以前的选本相比，选家更注重小说的可读性与通俗性，也更注重情节结构的紧凑与合理。
(二)改动原文错漏
改动原文错漏，这在清代小说选家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明代小说选本大多是为了追求利润、应付市场的“急就章”，虽然在编选中也会改动原本中的错误，但是还存在着将原本中正确的地方改错的现象；但清初时期的选本，这种情况较少出现。如《八洞天》中的《补南陔》，最后引《诗经》中的《南陔》篇，说是为孝子思养父母而作，但阙文，“今请以此补之，故名之曰‘补陔阙’”；在《四巧说》中将最后几个字改为：“故名之曰‘补南陔’。”这样一改，语义上连通，与本篇标题相符合。
(三)删改原本中与主题无关的诗词
清初选本，对原书中以韵文形式渲染某一特定环境、描绘某个人物容貌体态的部分，大多进行删削；文中征引的诗词、一些人物的心理描写以及原属重复的叙述，也大多删去；书中偶有增饰和改动。如《八洞天》中的《补南陔》写新进士回家，夫人见到丈夫带小妾回家时的心态，这样写道：“石氏见了丈夫才中进士，便娶了小夫人，十分不乐。只因新进士娶妻，也算通例，不好禁得他。原来士子中了，有四件得意的事：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小。”而《四巧说》中《补南陔》，描写就比较简洁，删掉了原本中与原文无关的诗词。比如：“石氏见了丈夫才中进士，便娶了小夫人，十分不乐。只因新进士娶妻，也算通例，不好禁得他。”后文中的删改也很明显。如《八洞天》中描写小夫人楚娘死了儿子之后，用诗描绘楚氏之状：“哭夫声复吞，恐惊怀中子；夫亡子又亡，号啕不可止”；而《四巧说》中却只用了四个字：“泪如雨下。”
在《今古传奇》中的《李妙惠被逼守节 卢梦仙江上寻妻》一篇，也对《石点头》中的《卢梦仙江上寻妻》作了一些改动。如写卢梦仙初试下第，想等到下一次科考中了再回家。踌躇是否写封书信给家里，《石点头》中原写道：“大凡读书人最腐最执，毋论事之大小，若执定一念，任凭你苏秦张仪，也说他不动，金银宝贝，也买他不转”；而在《今古传奇》中，选者直接把这一段议论删掉，却并不影响后文这一段的表达：“这卢梦仙只为出门时说了这几句愤气话，无颜归去，也该寄书安慰父母妻子，知个踪迹下落。他却执泥一见，连书信也绝了，岂非是一团腐气。”
综上所述可见，由于明代的小说已有一定的基础，再加上社会动乱的刺激，清初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上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因而使清初小说无论是原创还是选本方面都较为繁荣。社会的动乱使一些无意于科举之路的文人投身于小说之路，使小说选本内容和质量有所提高；小说观念也较前代更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小说选本，对当时和前代小说的编选，既保留了已有的优秀成果，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所具有的新的编选观念，因而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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