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现代文化与科学关系
随着近现代每次的社会变革，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总要对文化与科学的关系讨论一番。比如，“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的讨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讨论，（亦即为国人所熟知的“李约瑟难题”）；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等等。
以上几次的大讨论被称谓上个世纪发生的关于我国科技落后原因的三次大讨论。而每次的大讨论都认为，我们的科技落后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或者说，与中国文化中注重“实用”的传统密切相联。比如，哲学家冯友兰就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是因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竺可桢强调中国人“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而社会上一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而物理学家吴大猷更断定中国近数百年科学所以落后，“更基本的原因，则系我民族五千年的人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民族思想的偏重‘实用性’”。
然而，每次的大讨论，都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大总结，最后悄没声儿的自然结束。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最近，随着科学大师霍金的到来以及全世界数学家的云集我国，媒体上又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科学热”。即“科学创新与改造文化环境”问题又成了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如著名华裔科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先生在日前所作的“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建议”讲演中，就把我国科学创新问题又与我们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推崇”学以致用,缺少西方的那种“求真”，“求美”的精神。
那么，这次的“科学热”是否也象上个世纪的三次大讨论一样，轰轰烈烈的总结完，又悄没声儿的结束呢？
我想，从时间概念上来说，这次的“科学热”与上个世纪的三次科学大讨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一切都要按照WTO的规则与国际接轨，然而,我们仍然以“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参与国际生存竟争，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国际是无法接轨的。也就是说，实用精神与科学精神是无法衔接的。或者说，在国际生存竟争的舞台上，实用精神无法取得生存的主动权。所以，现在我们既没有悄没声儿的保持沉默的权力，也没有向后退却的任何出路，只有为科学创新去改变我们传统的文化环境，或者说，去改变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和宗教情绪，这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何为“科学”？什么是“经世致用”？
确切地说，这是两种文化的含义和内容不同的体现形式，或者说，这是两种价值观念和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的体现形式。首先，就“科学”这个概念而言，它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舶来品。冯友兰先生说：“中国没有科学”这是站在文化的角度上下的定义。的确，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土壤，所以说，中国没有科学。科学这个概念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或内容来说，它是指对客体存在量化把握的具体过程。比如，求客观公认的知识，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规矩，这就叫科学。或者说，对自然万物的无限认识，就叫科学。
这种具体的实证过程，就是科学。中国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中国没有科学。中国式的“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知识，与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西方文化的科学知识，求的是具体事物内在本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或者说是关于事物内在联系和本质的说明，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答问题，是对客观问题来龙去脉发展变化的说明。而中国学以至用的知识，求的是客观事物表面现象的知识，求的是眼前利益的实用知识。简言之，科学知识给人类揭开的是事物本质的运动规律，而“经世致用”的知识，讲的是形而上的运动现象，即人伦日用的实用知识。
众所周知，我们的文化传统强调的是“经世致用”，而这所谓的“用”，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把学问求知引向了一种道德目标，知识於是不再是对自然万物的无限认识，而应有所止，它的“止境”就是“德”。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知止论”，用传统儒家的话说，就是“学者以圣王为师”，而圣人则“不求知天”。读书既是为“用”，那么人们之读书求知做学问，便颇似叶公好龙，或醉翁之对酒，根本就不是为了知识或学问本身，而是在书本与学问之外，即知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下，怎么可能会产生对自然、对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产生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呢？
就象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提出近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发生的问题一样，我们可以继续提出为什么西方文化就能塑造出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而中国文化只能塑造出“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答，这如同同一个种类的花种，会开放出不同种类的颜色一样。那么，造成不同种类颜色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由它们个自色素基因的不同而决定的。同样，西方文化能塑造出科学精神，而中国文化只能塑造出实用精神，这是由它们个自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
何为“文化基因”？
例如，西方传统的宗教文化认为，“上帝”是宇宙万物赖以形成的本源，因此，“上帝”对宗教文化而言，就是它赖以形成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认为，“天”是世间万物赖以形成的本源，因此，“天”就是伦理文化赖以形成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的道教文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形成的本源，因此，“道”就是道教文化赖以形成的基因。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文化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原子组成的，因此，原子就是科学文化赖以形成的文化基因。
这是对“文化基因”这个概念的简述。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天”或“道”与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的“原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种文化基因的区别在于：
“天”或“道”是个抽象的概念，而原子是个具体的实物。这就是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抽象的概念是个空洞的，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可把握可操作的对象，纯粹是出于想象的东西。比如，古代的圣王伏羲执政以后，为了建立一种秩序，来统治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的花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的八卦。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建构的具体过程。在《易经》里无论是天文，还是地理，以及万物之情，都是抽象的。所以，这样一个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没有可把握可操作的东西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它除了研究人伦日用的实用事物以外，就没有其他可研究的客观对象，即使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搞点科技探索，在古代也被视为小技，为有穷究人伦的行为，才被视为大法。这就是决定中国人几千年来价值取向的文化渊源，或者说，抽象、空洞的文化理论，只能塑造“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的文化渊源。
西方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是建立在原子这个基石上的文化理论。原子是个具体的实物，它不仅有具体的内容，而且还可以把握可以操作，所以，研究具体事物内在联系和本质说明，就成了西方人的价值取向，比如，德漠克里特说：“我宁愿发现一个科学事实，也不愿去坐波斯国王”，阿那克萨哥拉说：“活着所以值得，因为它能使我们思想太空和宇宙的秩序”。
的确，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
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他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他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他们常说的ceteris paribus，即“设其它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他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
这就是西方科学精神赖以形成的文化渊源。
简言之，使文化理论建立在“具体实物”上的结果，导致了西方民族对自然界产生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而把文化理论建立在,抽象概念上的东方民族，永远都不会培养出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来。这就是近代科学只能在欧洲诞生而绝对不会在中国诞生的文化渊源。
如果要想把中华民族培养成为一个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的民族，就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文化传统，即把现代文化建立在具体实物之上，只有这样，这个古老的民族才能被塑造成为一个据有求真务实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民族。
当今，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因此，如何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由“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武装成为一个据有求真求美的科学主义精神的民族，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致关重要的问题。
2002年8月26日文汇报时评点击栏目第五版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科学创新必须改造文化环境”一文。作者认为，要想科学创新，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化环境。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意识的含义和内容的体现形式，所以，没有相应的文化理论，哪有相应的科学精神呢？
以上我已经提到，“科学”这个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舶来品，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一下“科学”这个概念的合理性程度究竟有多少。
普里戈金在他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一书中提到，要解释牛顿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的不稳定性，最好是引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的报告。该报告写到：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活动的部分在其周围的文化空间内已增长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好象正在代替整个文化本身。某些人相信，这只是由于其高速发展而形成的幻影，这个文化的力线将很快重新申明自己并把科学带回到为人类服务中去。另一些人考虑，最近科学的胜利最终要给它统治整个文化的资格，而且文化之所以能继续被大家知道，仅仅因为它是通过科学装置来传播的。还有一些人，被只要人和社会在科学的支配之下就会受到操纵的危险所吓倒，在远处隐隐出现的文化灾难的幽灵。
这样说来，科学像是文化体内的癌瘤，它的增殖威胁着要破坏整个文化的生命。问题在于我们能否统治科学和控制其发展，或者说，我们是否将被奴役。在仅仅一百五十年间科学已经从鼓舞西方文化的源泉降为一种威胁。它不仅威胁人的物质存在，而且更狡猾地，它还威胁着要破坏最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的传统和经验。受到控告的不是某种科学突破在技术上的附带成果，而是“科学精神”自身。
无论这个控告所指的是科学文化所渗出的全盘怀疑论，还是通过科学理论所得到的特殊结论，今天人们常常断言：科学正在使我们的世界降格。几代以来愉快和惊奇的源泉在它的一触之下而干涸，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失去了人性。（《从混沌到有序》第65页）
这就是西方人的科学精神所面临的危机和困惑。那么，科学为什么给西方人带来如此大的威胁呢？因为，这是他们以原子这个无生命物质体系作为文化模式，来规范一个有生命的流动着的能源系统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简言之，用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来规范一个有机物的生活方式，这与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不能步入西方人的文化后尘。现在我们要搞科学创新，并为科学创新要改造我们的文化环境，我想这样的文化环境，必须要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只有这样的科学创新，才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科学精神之路。
论文出处(作者):拓荒者【论近现代文化与科学关系】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