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开始之前的主题发言中，泰勒教授扼要地阐述了他对于“多重现代性”观念的理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弃单数名词的“modernity”（现代性）观念，而使用一个复数名词“modernities”来讨论“多重现代性”的议题，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指出，长时期以来人们对现代性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与解释，但传统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单一化的模式，看作是一整套制度与文化的变化特征，而制度与文化的变化是不可分离的，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然拒绝。制度层面的特征包括市场经济的兴起，大规模科层组织的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等。而在文化价值方面则包括世俗化，政教分离，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独一无二的个人的）本真性观念的确立等。同时，传统学说也将现代化看作是这个单一模式的线性演进和扩张的过程，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现代性发展阶段，如同一列游行队伍，有些国家走在前面，有些在后面。这种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当然，韦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家，他的理论中也有质疑这种单一模式的成分。但至少有一种对韦伯的解读认为，新教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在最前面，其他西方国家追随其后。而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走在前面，非西方国家走在后面，有的国家还没有起步。在这种理论中，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被认为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道路。中国“五四”时期，也有这样两群人之间的分歧：一群人把现代化看作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而要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而另一群人则反过来，因为反对西方化而反对现代化。但他们都把西方现代性的制度与文化模式看作是唯一的现代性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是一个单数名词。 而泰勒认为，这种现代性理论有严重缺陷。当然，1900年左右人们有这样的看法也很自然，因为那时只有西方社会是现代化的，现代性在一个文化大致相同的地区内展开，确实只有一种现代性（当然，如果仔细地考察，即使在西方，现代性模式也有区别）。但现在的情况很不同。过去100年中，现代化的趋势开始扩张，波及全球，不同文化的国家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过程，出现了不同形态的现代性。
当然，传统的现代性理论也没有全错，多重现代性之间的确分享着重要的共同特征，这主要在制度及其功能层面上，如市场经济和科层组织等等。这些制度性变化也确实在全世界扩张，在过去长达五百年的过程中被强制性地普遍化了，扩张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而国家实力的较量与抗衡是这种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率先建立现代制度的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更为强大，这种情况迫使其余社会发展类似的制度。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非西方国家中日本抢先在军事和行政上走向现代化，从而成功地跻身于强国之列。这种对西方的模仿成为一种现代化的路径模式。俄国的彼得大帝想要模仿瑞典的模式、法国的模式，也就是绝对王权的现代性模式，但其结果并不太好。同样，法国的现代化也有国家实力方面的原因。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潜在原因之一，就是法国无力赢得国际间的军事冲突。相比之下，英国、荷兰的变化更为成功：社会得到足够资源使之赢得国际竞争。而现代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对这种强加的制度性变化作出适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进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也是一个例子，如果不引进市场经济就难以增强国家的实力。
由于上述原因，现代化在制度层面上的确出现了很明显的趋同现象。这种趋同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人们相信，与此伴随的文化模式的趋同（例如个人主义文化的普遍化）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确，要使这些现代制度完成其“现代功能”（如国民经济增长和提升国家军事力量），文化层面会受到来自制度的压力，要作出适应与调整，这是必然的。但泰勒强调指出，尽管制度层面确实存在趋同，但以为文化模式必然因为制度的变化而趋同，却是错误的。因为每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这种调整与适应也就各不相同，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也就构成了所谓“多重现代性”的局面。因此，有印度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日本的现代性等等。而各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压力。
总之，军事的压力引起制度的变化，而制度的变化导致文化的变迁。文化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但并非朝向同一模式，文化并没有走向趋同。各个民族国家就文化与价值而言仍然各有特色。不同的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的趋同，并没有最终导致同质化的现代性。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实际上出现的现代性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应该是一个复数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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