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的史志著录体例探析-以《隋书》两《唐书》史志“经部”
【关键词】 目录学、史志目录、艺文志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作为史志目录的“艺文志”（或“经籍志”），是纪传体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各自著录一代的国家藏书或著作，[1]可资学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亦具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史志的著录体例包括图书的书名、撰注者、注文和内部排列与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它们在各史志的著录中，既有一定的通例可寻，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歧异，本文主要通过考察《隋书》和新、旧《唐书》史志中“经部”“《春秋》”类图书的著录，对史志的著录体例作一些比较和探析。
１、关于书名
《隋书·经籍志》“经部”之“《春秋》”类载：[2]
《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贾逵撰）
《旧唐志》载：
《春秋左氏传解诂》三十卷（贾逵撰）
《新唐志》载：
又《解诂》三十卷
此三书实同为一书，然而前后书名却不尽相同。与《隋志》比较，《旧唐志》增一“传”字，《新唐志》则承前直接简省为《解诂》（关于承前简省书名，详见后面叙述）。同样的情况，又如：
《隋志》载：
《春秋三家经本训诂》十二卷（贾逵撰）
《旧唐志》载：
《春秋三家经训诂》十二卷（贾逵撰）
《新唐志》载：
《春秋三家训诂》十二卷
同为一书，与《隋志》相比，《旧唐书》减一“本”字，《新唐志》减“经本”二字。以上例子，是同一本书的书名，在不同史志著录中，书名字数有增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书名自身单独的变化。还有书名因涉注文而变化：
《隋志》：
《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汉侍中贾逵章句）
《旧唐志》：
《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三十卷（贾逵撰）
可见，同一本书，《隋志》在注中说明它的撰注体例（后简称“撰例”）是“章句”，而《旧唐志》却把这个撰例词附于书名之后，作为了书名的一部分，使同一本书前后著录时书名相异。
又《隋志》：
《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杜预撰）
《旧唐志》：
《左氏杜预评》二卷
这是把注文中撰注者掺入了书名，而使前后著录书名各异。又有书名字数单独增减变化和因涉注文而字数增减变化共存者：
《隋志》：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杜预撰）
《旧唐志》：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杜预注）
《新唐志》：
杜预《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宋志》：
杜预《春秋左氏传经传集解》三十卷
综上所述，可见同一本书在不同《史志》中著录时，书名有增字减字的情况，这样使得同一本书，在不同《史志》中著录时书名不尽相同，这反映了古书的书名并非很固定，而有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3]至于该书最初本来的书名，是否就是最早著录它的《史志》中的名称，笔者认为恐怕也不一定。
《史志》著录书名还有简省例。有同一《史志》中因书名相同而承前全省者：
《旧唐志》：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唐固注）
又十二卷（糜信注）
又十二卷（张靖集解）
《新唐志》：
虞翻注《国语》二十一卷
韦昭注二十一卷
孔晁解二十一卷[4]
《新唐志》：
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
又《解诂》三十卷
《解诂》即《隋志》所录贾逵《春秋左氏解诂》，此是著者为同一人，承前《春秋左氏长经章句》而省“春秋左氏”四字；亦有著者不同而承前省者：
《新唐志》：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三卷
王延之《旨通》十卷
顾启期《大夫谱》十一卷
李谧《丛林》十二卷
崔灵恩《立义》十卷
据《旧唐志》，所省书名分别应为《春秋旨通》、《春秋大夫谱》、《春秋丛林》、《春秋立义》，此处京相璠以下四书均承前《春秋土地名》而省去“春秋”二字。
从以上可知，同一部书，在不同史志中著录时，书名可以不尽相同。这是今天我们在使用史志目录时应当注意的。
２、关于撰注者
《隋志》（其中“集部”除外）著录通例，首列书名，次列卷数，而置撰注者名于注文中，撰著者名前冠以时代和官衔，失去撰注者名则不注，如：
《春秋经》十一卷（吴卫将军士爕注）
《春秋义略》三十卷（陈右军将军张冲撰）
《春秋左氏义略》八卷
《旧唐志》一仍《隋志》，首列书名，次列卷数，置撰注者名于注中，但撰注者名前不再冠以时代和官衔，如：
《春秋经》十一卷（士爕撰）
《新唐志》则乱无体例，既有置撰注者于注中者；又有冠撰注者名于书名前者，且撰注者名和书名之间有时加“注”、“集”、“集传”这种撰例词，有时却又不加；还有把撰注者名置于书名和卷数之间者，如：
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
《春秋谷梁传》十五卷（尹更始注）
《春秋谷梁传》段肃注十三卷[5]
考《汉志》著录，除“诗赋略”外，大部分为首列书名，次列卷数，置撰注者名于注中，间或有置撰注者名于书名前，如“六艺略”“《春秋》类”：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或列撰注者名于书名卷数后，如“六艺略”“易”类：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6]
《汉志》为史志发轫之作，体例不精尚可原谅，而且随后的《隋志》即修正了《汉志》的不足，全部首列书名而置撰注者名于注中，使体例统一；《旧唐书》继承了这一传统，更进一步扩大到“集部”中，而使得全书“四部”体例整齐划一；《新唐志》却无视前志优点，著录书名时乱无体例，可谓草率成事。后之《宋志》，体例虽不仿《旧唐志》，仍把撰注者名冠于书名之前[7]，但通篇如此，亦自成体例，人名与书名之间不再出现“注”“撰”等字，体例统一，后来《明志》也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３、关于注文
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总结《汉志》著录书名卷数后的小字注文内容有七类：一是介绍书之撰人，二是解释书之内容，三是说明书之来历，四是记书之篇目多寡，五是断定书之存佚，六是补注书之撰人，七是判定书之时代及真伪[8]。《隋志》注文继承了《汉志》的体例，但又有所变化，内容包括：
一、记书之撰注者，冠以时代、官衔，如：
《春秋说要》十卷（魏乐平太守糜信撰）
二、记书之内容及起止，如“史部”“杂史”类：
《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
《帝王世纪》十卷（皇甫谧撰。起三皇，尽汉、魏。）
三、记书之存亡：于六朝图书，作为注文系于隋代相近图书或相应类目之下，记其存亡，便于读者因类以求，如：
《春秋释例》十卷（汉公车徵士颖容撰。梁有《春秋左氏传条例》九卷，汉大司农郑众撰。）
《春秋成长说》九卷（服虔撰。梁有《春秋左氏达义》一卷，汉司徒掾王玢撰，亡。）
四、记书之残缺与完整，如“史部”“杂史”类：
《汉末英雄记》八卷（王粲撰，残缺。梁有十卷）
《魏尚书》八卷（孔衍撰。梁十卷，成。）
“史部”之“正史”类：
《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书牛弘撰）
五、附记书之目、录，如“史部”“刑法”类：
《北齐律》十二卷（目一卷）
《梁令》三十卷（录一卷）
此外，《隋志》注文中称撰注者的撰著方法，最常见者为“撰”和“注”，还有“传”、“章句”、“集解”、“释”、“笺”等，彼此区分甚明，互不混用，如：
《春秋经》十一卷（吴卫将军士爕注）
《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汉侍中贾逵章句）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范宁集解）
《春秋谷梁废疾》三卷（何休撰，郑玄释，张靖笺。）
《旧唐志》注文中只记撰注者和撰著方法，撰注者前不再冠有时代和官职，也不再记前代图书亡佚情况，这样，使得注文看起来简明扼要。但在记撰著方法时，虽然和《隋志》一样大部分都使用“撰”、“注”二字，却又增用了许多介定并不严格的其它撰注方法,如“集注”、“集撰”、“训注”、“作”、“箴”、“发”、“述”、“解”、“驳”等，所有这些撰例辞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有时互相混用，与《隋志》相比，实乃一大退步。如：
《春秋经》十一卷（士爕撰）
《春秋谷梁废疾》三卷（何休作，郑玄释，张靖箴）
毫无疑问，《春秋经》并非士爕所撰，此处《春秋经》十一卷应如《隋志》所言为“士爕注”，可见《旧唐志》连“撰”和“注”也混用。
《新唐志》沿用了《旧唐志》的缺点，且又时或在注文中介绍撰注者的时代、字号、官爵、经历等，使得体例更加驳杂不一。
《宋志》吸收了《旧唐志》简明的特点，又由于《宋志》把撰注者名全部冠于书名之首，不再置于注中（若同一本书既有撰者又有注者，则置注者名于注中，见注[5]），所以《宋志》注文比《旧唐志》更加简省，只偶尔寥寥数字记书之内容、别号、注者等，所著录的书目，绝大部分就只记撰注者、书名、卷数而不再有注文。《明志》即全仿《宋志》。
由上述可知，史志著录书名卷数后面的注文，就其发展的过程来说，总趋势是由繁到简，其中《汉志》为首创，至《隋志》而注文最繁，体例最善，至《宋志》注文最简。至于繁、简的优劣，此处不详加讨论，应该说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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