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诗古微》探微
摘要： 本文由《诗古微》的成书过程，探讨魏源思想的变化，并对《诗古微》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分析，从发挥三家大义、驳斥毛说，及贯穿“以三百篇为谏”的观念等各个角度，全面展示《诗古微》的今文经学观点，从而扭转学界对魏氏的偏颇之论。 关键词： 魏源；《诗古微》； 今文经学； 三家《诗》
在清代三家《诗》研究领域，从某种角度来说，只有魏源的《诗古微》是独创性的著作。如果说与魏源同时代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使三家《诗》遗说的收集得以完备，稍后的王先谦对三家《诗》遗说进行整合，而魏源三家《诗》今文大义的发挥，则是使泯灭逾千百年的两汉三家《诗》结合社会现实特征得以复活。或许魏源的发挥对两汉时期的三家《诗》说有所偏离，但其最大贡献在于张扬了晚清时期的三家《诗》说。魏源《诗古微》，既具有古文经学家的考证功底，又兼有宋儒理学注重义理的睿智，并拥有今文经学家发挥微言大义的特性。杨守敬《重刊诗古微序》云：“魏先生默深《诗古微》张皇幽眇，归之大道。向之弃之如遗，噤不敢出口者，至此大声疾呼，旷若发蒙。盖二千年之绝学，天实启之，非躛言也。”[1]充分肯定了魏源《诗古微》启两千年绝学之功用。
陈其泰先生论述道：“魏源《诗古微》、《书古微》两书充分发挥了《公羊春秋论》中推动清代学术思潮转变的基本宗旨，……魏源此两书出，遂把经今文学复兴推向更多儒家经典的范围，大大壮大了今文学派的声势，遂掀起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变革的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影响。”[2]可见，魏源的《诗古微》研究，从整个晚清今文经学思潮发展的角度来说，扩大了今文经学研究的范围，壮大今文经学研究的队伍。以便更好地完成晚清今文经学所倡导的通经以致用的目的，推进了晚清时期今文经学研究思潮的高涨。
魏源《诗古微》有初刻本及二刻本两个版本。二刻本不仅在初刻本两卷的基础上增加到了二十卷，充实了内容，更主要是表明了魏源思想的发展。初刻本由修吉堂刻，分上、下两卷，前有李兆洛序。魏源成书及刻本刊刻的确切年代史无可考，从胡承珙的书信及刘逢禄的序中，可以作出大致的`推断。胡承珙《答陈硕甫明经书》云：“魏默深闻刻《诗古微》二卷，不知其去岁曾到杭州，顷已寄书都中，向索所著矣。”[3]又《与魏默深书》云：“自丙戌奉书后，旷焉三载，山川间之，无繇通问，鸡鸣风雨，我劳如何？前承大著《诗古微》一册，发难释滞，迥出意表，所评四家异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论。”[4]由此可知，从丙戌再下推三载为乙丑，即为道光九年，胡承珙已在道光九年以前读到《诗古微》二卷本。并且刘逢禄曾为《诗古微》作序，而刘卒于道光九年，他作《诗古微序》亦当在此以前。由此可以推断，初刻本《诗古微》成书并刊刻于道光九年之前的道光初。龚自珍在道光十一年九月《与张南山书》中记道：“魏君源居忧吴门，其所著《诗古微》，颇悔少年未定之论，闻不复示人。”[5]可见，在初刻本刊行后，魏源并不满意，故后来又增补修订，即为二十卷的二刻本。
从《诗古微》初刻本的刊刻，到二刻本完成的十余年间，是魏源的思想逐步成熟定型的一段时间。道光时期的这十余年间，是战争爆发的前夕，国内外的各种矛盾都处在激化上升的阶段。随着鸦的输入，大量的白银外流，国内灾荒不断，边疆暴时有发生，这些都更加刺激了魏源治世救国的决心。这十余年也是魏源本人广泛交友，切磋学问，发展思想的十余年。在北京期间，他参加各种集会，广泛结交治经爱国之士。他们既倡言国家政治之大势，又交流学问研治之心得。这些都对魏源“如国家何”的研经使命的确立有很大的帮助。
相比较初刻本从整体上发挥三家今文大义，二刻本更注重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更加发扬“以三百篇为谏”的今文传统，提出了许多的治理国家的措施，也对最高统治者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都是在初刻本中不曾谈到的，表明了魏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如在二十卷的《通论豳风》中，针对《毛诗序》的：“鸱鸮，周公救乱也。”他发挥说：“《毛诗序》曰：‘鸱鸮，（周公）救乱也。’若全诗皆为周公自救，何与于救国家之乱乎？”[6]这样，就把救乱之说，引向了拯救国家，确保国家稳定的更高层次上来，因而对于统治者提出了应以国家为重的要求。实际上是他从关注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结合具体的三家《诗》说，进行借题发挥，表达了关心国家治乱，重视变法求强的治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