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一)(
对于明清普遍存在的“弃儒就贾”、“贾而好儒”等社会新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较集中地作了考论，普遍认为，从明中后期开始，士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致使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交融[①]。美籍学者余英时从士与文化这个角度，论证了那个时期士与商的互动或称合流关系，又从商人本身意识形态变化出发，肯定并强调了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士魂商才”观念。笔者在翻阅嘉靖、万历时一些文人集子，尤其是在详读陈智超所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②]之后，深感到历史事实的错综复杂、丰富多样，拟从另一侧面，也即明代后期商贾文人化[③]这个层面，对士商关系等问题作一思考与阐发[④]。明代后期，士与商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这种现象似不能一言以蔽之。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之儒”（道德之儒）、“小人之儒”（世俗之儒）之分，前者专治儒业，将治国平天下看作人生最终责任；后者却专事翰墨，吟诗作画，结社交游，甚至可以说是诗酒人生。如果给后一种人定位，严格来说，他们不能算是纯粹的儒者，而是具有文学艺术才能之文人。明代儒生学者与文人两者间没有绝对界限，但区别确是客观存在。洪熙年间，大臣杨士奇与仁宗皇帝曾谈论如何看待儒人赋诗问题，杨氏答道：“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⑤]这是一种品级上的划分，雷同与“君子”和“小人”儒之说。我国的史志等文献中，大凡有“儒林”和“文苑”之分，那似又一种对文士学者技术上的区分。明代所谓“士少年”，博得一科第之后，方弁髦弃之而后学诗、钻研古文等，否则被视为“山林之士，不事科目者耳”。科举与文学分道，这又是实际生活中两者有别之佐证。当然，明代几乎所有文人，包括商贾及其子弟从文，无不是由学儒起步，一开始就将追求功名看作他们共同的价值准则和人生最高境界。但因为仕路狭窄，或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与最终结果南辕北辙。明代后期，商人及其子弟中的文人学士，既有顺利出仕，做了高官大僚的申时行、许国、汪道昆等等；更有放情诗画，造就了不计其数的布衣文人，如下文将提及的`吴敬川、童佩、沈明臣、方用彬等等。明代儒贾关系，讨论已经较为圆熟，但商人与文人关系，商人为何、如何转向于文，学者虽有所涉及，却尚未深究。《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的出版，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细致资料的个案，七百通信件之得主—方用彬，正是商人与文人双兼的典型人物。从他出发，推而广之，对明代后期商贾及其子弟文人化问题作些探讨，或可窥视当时商人的另一面相，以及商贾队伍的变化与晚明商业、社会文化等的关系。当然，我们也无意以一点或一些点来概括商人全貌，只是希望通过对某些个案的深入探讨，多侧面地来考察商人，更透彻地剖析当时商人与文人关系。为叙述方便，本文只限于江南区域[⑥]的范围之中。一明代徽州方氏亲友七百通手札，所提供的虽是方用彬其人其事的多方面碎片，但若将其串联在一起，一个文人商贾生动鲜活的生活画面即呈现眼前。七百通手札，经陈智超先生的精到考释，可知方用彬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八月，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四月（公元1542-1608年），是一商人子[⑦]。本人与族人又共同开有店铺和典肆（有几座抑或只有一所综合性的铺子，材料没有明确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亦一活跃的铺商。方用彬祖父辈就是商人，经其叔祖兄弟三人的合力经营，家境已很富有。到他父辈，承袭祖业，仍在淮扬一带经商，所以家业愈益昌盛。[⑧]方用彬大约二十来岁，已经主管家庭经济，至迟三十多岁，即主持典铺生意[⑨]。五十出头，其店肆颇成规模[⑩]。除典当外，又销售墨、砚、香、笺等文化商品[【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 (一)(】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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